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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审视与完善：理论、实践与发展路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法治社会的构建进程中，司法公正无疑是其核心价值追求，而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确保司法公正的关键制度，在刑事诉讼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刑事诉讼制度也在持续发展与完善，其中，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经历了从初步确立到逐步细化的历程。自1979年《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以来，我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与实践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1996年《刑事诉讼法》再次强调严禁非法取证，1998年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立法上的重大突破，对非法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排除分别作出了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其在我国刑事诉讼体系中得到了更为坚实的法律支撑。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该规则的适用仍面临诸多困境。从立法层面来看，虽然我国已构建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框架，但部分规定仍较为原则、笼统，缺乏明确具体的操作细则。例如，对于“非法手段”的界定不够清晰，“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取证行为的认定标准模糊，这使得司法人员在判断证据是否非法时缺乏明确依据，难以准确适用排除规则。在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方面，“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表述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的衡量标准，导致实践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同地区、不同法官对相同或相似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从司法实践层面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由于侦查人员长期受传统办案思维的影响，过于注重案件的侦破效率和有罪证据的收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视程度不足，在取证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庭审过程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证明责任分配以及证明标准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时，往往面临举证困难的问题，而检察机关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有时未能有效落实，导致一些本应排除的非法证据未能被排除，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判。近年来，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曝光，如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等，都与非法证据的不当采信密切相关，这些案件不仅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广泛关注与深刻反思。

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保障司法公正的角度来看，准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确保进入庭审的证据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避免因非法证据的采信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从而实现司法裁判的公正。只有公正的司法裁判才能让当事人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增强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尊重，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能够有效遏制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其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容易受到侵犯，通过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免受非法取证行为的侵害，体现了现代法治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对于推进法治建设而言，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有助于强化法律的权威，促使公权力依法行使，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向更加科学、合理、公正的方向发展，为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提供有力支持。

1.2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体系较为成熟。以美国为例，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程伴随着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如1914年的“威克斯诉美国案”确立了联邦层面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宪法第四修正案对非法搜查和扣押所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后续又在不断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毒树之果”理论以及诸多例外规则，如“善意的例外”“公共安全的例外”等，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之间寻求平衡。英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主要体现在《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中，对于通过压迫手段取得的供述以及可能影响程序公正性的证据予以排除，但对“毒树之果”一般不予排除。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通过证据取得禁止和证据使用禁止理论来规范非法证据的排除，强调对宪法性权利的保护以及对司法公正的维护。日本在借鉴英美法系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确立了相对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同时，注重对犯罪的打击。

国内学者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非法证据的范围界定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应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但对于“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取证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的具体认定标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的“可能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