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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机制比较

一、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机制的法律框架比较

（一）欧盟《破产程序条例》的立法特点

欧盟通过《破产程序条例》构建了统一的跨境破产法律框架。该条例确立了“主要利益中心”（COMI）原则，以确定破产程序的管辖权。成员国法院的破产裁决可在其他成员国自动承认与执行，无需单独审查。这种机制显著提高了欧盟内部跨境破产案件的效率。

（二）美国《破产法》第15章的实践路径

美国《破产法》第15章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境破产示范法》为蓝本，强调对外国破产程序的辅助性承认。法院在审查外国程序时需判断其是否符合“公共政策”和“正当程序”要求。美国法院倾向于通过合作与礼让原则支持跨境破产协调，但保留对本国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三）中国跨境破产承认的立法进展

中国《企业破产法》未明确规定跨境破产承认条款，但2021年深圳、上海等地法院试点跨境破产协作机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典型案例确立“互惠原则”和“实质审查”标准。中国在加入《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后，跨境破产立法有望加速与国际接轨。

二、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机制的核心原则

（一）普遍主义与地域主义的理论分野

普遍主义主张单一破产程序在全球范围内生效，地域主义则强调各国独立处理境内资产。欧盟《破产程序条例》偏向普遍主义，而美国第15章采取折中立场。中国当前实践更接近地域主义，但逐步向有限普遍主义过渡。

（二）国际合作与司法礼让的实践要求

跨境破产成功案例多依赖法院间的直接沟通与程序协调。例如，新加坡法院在“中资企业境外重整案”中承认中国破产管理人的身份。司法礼让要求各国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尊重外国破产程序的权威性。

（三）债权人平等与程序正义的平衡

跨境破产需解决不同法域债权人待遇差异问题。欧盟通过“资产池统一分配”确保债权人平等受偿，而美国法院可能优先保障本国债权人。中国试点机制强调对境外债权人的通知与参与权保障，但具体规则尚待细化。

三、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机制的国际合作模式

（一）《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的推广成效

截至2023年，已有54个国家采纳或参考该示范法。其核心条款如“外国代表”资格认定和“临时救济措施”被广泛接受。示范法通过灵活条款设计，兼容了不同法系的制度差异。

（二）双边司法互助协议的实践探索

中国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是典型范例。该协议明确程序承认范围、财产保全措施等细则，为区域协作提供范本。

（三）区域性破产联盟的创新尝试

东盟跨境破产倡议通过建立成员国信息共享平台，简化程序认可流程。非洲商法统一组织（OHADA）则尝试制定区域性统一破产法，但其效力受限于成员国司法主权让渡程度。

四、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机制的现实挑战

（一）法律冲突与管辖权争议

跨国公司COMI认定标准差异常引发管辖权重叠。例如，雷曼兄弟破产案中，英美法院对COMI的认定分歧导致程序拖延。不同法域对“主要程序”与“非主要程序”的协调规则尚未统一。

（二）财产保全与执行程序障碍

跨境财产冻结令的承认存在执行滞后风险。中国法院在“洛娃集团跨境破产案”中面临境外财产查控难题。各国对破产撤销权行使期限和范围的规定差异，加剧资产追回难度。

（三）信息不对称与语言文化壁垒

债权人跨国申报债权的成本高昂，部分国家未建立官方破产信息公示平台。破产管理人的资质互认机制缺失，导致跨境履职受限。语言翻译和法律术语转换误差可能影响程序效力。

五、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机制的未来发展

（一）数字化技术对破产程序的革新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债权人投票和资产追踪，如迪拜法院试点“智能合约破产分配系统”。电子送达与虚拟债权人会议逐渐成为跨境破产的标准配置，但需解决数据跨境传输合规问题。

（二）国际组织推动规则统一的努力

国际破产协会（INSOL）发布《跨境破产合作原则》，倡导建立多边承认框架。世界银行将跨境破产指标纳入营商环境评估体系，激励各国完善相关立法。

（三）中国完善跨境破产制度的路径选择

短期内可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条件与例外情形。中长期需修订《企业破产法》设立跨境破产专章，并考虑加入《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建立全国性跨境破产信息平台，提升司法协作透明度。

结语

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机制的比较显示，国际合作是提升效率的关键。各国需在保护本国利益与促进全球经贸秩序间寻求平衡。中国通过试点探索与立法完善，正逐步融入国际跨境破产治理体系，未来制度发展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