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一般预防论视角下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司法认定新解.docxVIP

积极一般预防论视角下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司法认定新解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始终是衡量社会文明与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尺。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以及残疾人等，由于自身生理、心理或社会因素的限制，在日常生活中依赖监护、看护人员的照料与保护，然而，近年来，虐待被监护、看护人事件频繁见诸报端，刺痛着社会的神经。从幼儿园教师针扎、殴打幼儿，到养老院护工虐待老人，再到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忽视患病者基本需求等案例屡禁不止。这些行为不仅对被监护、看护人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极大伤害，也严重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冲击着社会秩序的底线。

在此背景下，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及时增设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旨在运用刑事法律的威慑力，遏制此类恶劣行为，为弱势群体撑起法律保护伞。从积极的一般预防论视角研究本罪的司法认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强调通过刑罚的适用，强化公众对法律规范的认同与遵守，培养国民的规范意识，进而预防犯罪的发生。以此理论为切入点，能够更深入剖析本罪在司法认定过程中的问题与难点，促使司法机关准确、公正地适用法律，让有罪之人受到应有的惩处，实现刑罚的威慑功能。而且能通过公正的司法裁判向社会传递明确信号，让民众清晰认识到虐待被监护、看护人行为的严重违法性和后果，引导社会成员自觉遵守法律，尊重和保护弱势群体权益，从而在全社会营造关爱、保护弱势群体的良好氛围，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彰显刑法保障人权与维护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内，随着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增设，学界对该罪名的研究逐步展开。学者们聚焦于本罪的构成要件，对犯罪主体中“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范围界定进行探讨，从法律规定、合同约定、职务职责、事实行为等多维度剖析，试图明确其边界，如在幼儿园虐童案件中，如何精准判断教师及相关管理人员是否符合主体要求。在虐待行为的认定上，不仅关注身体暴力，还将精神折磨、忽视照料等行为纳入其中。但对于“情节恶劣”这一关键要素，目前尚未形成统一且细化的认定标准，多数学者呼吁结合虐待持续时间、频率、手段残忍程度、造成的身心伤害后果等因素综合考量，以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在本罪与其他相关罪名的界限方面，学界也有深入研究。与虐待罪相比，二者在犯罪主体、对象、行为方式及案件性质（自诉与公诉）上存在明显差异；与故意伤害罪、遗弃罪等的区分，主要从主观故意内容、行为方式侧重点以及侵害法益等角度展开分析，旨在避免司法实践中的罪名混淆。在积极的一般预防论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对其理论内涵、价值追求、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的定位及应用进行了广泛探讨，为刑罚目的实现提供了新视角。有学者主张将积极的一般预防论融入刑事立法、司法及刑罚执行全过程，通过规范确证、行为导向等功能，增强公众对法律规范的认同与遵守。

国外在类似罪名及刑罚理论研究方面有一定成果。在一些国家，针对儿童、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保护，设立了专门的虐待犯罪罪名，对虐待行为的认定、处罚标准及特殊程序保障等方面有详细规定，如美国在儿童虐待防治中建立了强制报告制度、完善的儿童保护服务体系及严格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德国刑法理论对积极的一般预防论的研究起步较早，在刑罚制度构建、量刑情节考量等方面充分融入该理论，通过刑事政策引导、刑罚个别化等方式实现预防犯罪目的。

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对于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情节恶劣”认定标准缺乏明确统一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时有发生；在积极的一般预防论与具体罪名司法认定结合研究方面，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如何将该理论切实融入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司法实践，充分发挥其预防犯罪功能，仍有待深入探索。在国际比较研究中，对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和实践做法的借鉴，未充分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本土化改造，难以有效应用于我国司法实践。本文将基于这些研究现状和不足，从积极的一般预防论视角深入剖析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司法认定问题，为完善相关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在研究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司法认定问题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这一复杂的法律现象。

案例分析法是重要研究手段之一。通过广泛收集和整理大量典型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案例，如幼儿园虐童案、养老院虐待老人案等，对这些案例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从案件的发生背景、行为人的具体行为表现、司法机关的认定过程及最终裁判结果等方面入手，深入挖掘案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与个性差异，探寻司法实践中认定本罪的规律与难点。以某地幼儿园教师长期针扎、殴打幼儿案件为例，分析在该案件中，如何从教师的行为频率、手段残忍程度、对幼儿身心造成的伤害等方面判断是否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以及在认定过程中所面临的证据收集、证人证言采信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