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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摹状词指称问题：理论、争议与新解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指称问题在语言学、语言哲学乃至符号学领域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本质乃是探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先哲就已对其予以关注。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指称问题不断演变和深化，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深入探究。

限定摹状词作为指称理论中的关键概念，更是成为研究的核心焦点之一。它通过对事物的特定描述来实现指称，在语言表达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那个穿红色衣服的女孩”“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等表述，都是限定摹状词的具体运用实例。在日常交流和各种文本中，限定摹状词频繁出现，是人们准确传达信息、描述事物的重要工具。然而，看似平常的限定摹状词，其指称问题却蕴含着诸多复杂且深刻的哲学思考，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和激烈争议。

罗素在1905年发表的《论指称》中提出了摹状词理论，这一理论在西方语言哲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被视为20世纪分析哲学中最为重要的论文之一。罗素认为，摹状词不同于专名，专名能够直接指称某个个体，具有独立的意义；而摹状词在孤立状态下并无意义，只有将其置于包含它的命题中时，才会获得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可以通过量词和真值来进行刻画。他把摹状词细致地分为限定摹状词和非限定摹状词，如“那个坐在角落的男生”属于限定摹状词，“一个人”“一盆花”等则是非限定摹状词。在罗素看来，限定摹状词的指称取决于其在命题中的逻辑结构和语义关系。这一理论为限定摹状词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续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学界对于限定摹状词的认识和理解。

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开始不断受到挑战。斯特劳森率先发难，在《论指称》中对罗素的理论展开了全面批判。他指出，罗素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其语词的意义指谓论，即错误地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完全等同于其所指称的对象，进而导致若一个表达式没有指称对象，就被判定为无意义。斯特劳森进一步阐明，罗素未能清晰地区分摹状词本身和在特定语境下对其的使用。他重新对意义进行了阐释，强调意义是表达式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并非在使用过程中才获得，并且与表达式的用法密切相关。语词的意义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一般的归属习俗，即根据对象是否具备表达式所描述的属性来确定其归属类别；二是一般性的指称习俗，即依据语词所描述意义之外的语境要求，为某一对象提供指称的一般指导。斯特劳森的观点具有开创性意义，他首次将语用因素，如语境、说话者的意图、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等，引入指称理论，极大地强调了语用因素和语言使用者在指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一举措标志着指称理论的研究开始向语用指称论的新阶段迈进。

唐纳兰则试图对罗素和斯特劳森之间的争论进行调和，提出了限定摹状词的两种用法：指称性用法和归属性用法。他指出，当说话者以指称性用法使用限定摹状词时，目的是让听者能够准确辨别出所谈论的对象，并陈述关于该对象的事情；而当以归属性用法使用时，则是在述说有关凡是符合该摹状词描述的人或东西的某件事情。例如，在“赢得了澳网冠军的女将是好样的”这句话中，如果仅从归属性用法的角度理解，“赢得澳网冠军的女将”可以指代任何一位赢得澳网大满贯的女单冠军；但在特定的语境下，比如在一则新闻报道中，说话人使用的可能是指称性用法，此时所指的就是本届澳网女单冠军李娜。唐纳兰认为，罗素的理论仅仅关注了摹状词的归属性用法，完全忽视了指称性用法，这使得罗素的理论存在明显的不完整性；而斯特劳森虽然承认了指称性用法，但却没有对两种用法进行明确区分，在分析摹状词时偏离了指称功能的角度，未能充分关注摹状词的归属功能。

自唐纳兰提出这一观点后，在分析哲学界引发了关于限定摹状词两种用法的持续且热烈的争论，相关研究文献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时至今日，限定摹状词的指称问题依然是语言哲学中最具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一问题之所以如此备受关注且充满争议，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意义。对限定摹状词指称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透彻地理解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人类思维和认知在语言表达中的具体体现。通过探讨限定摹状词在不同语境下的指称方式和机制，我们能够深入探究语言使用者如何运用语言来准确指称外部世界中的对象，以及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如何受到语境、意图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不仅对于语言哲学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能够丰富和完善我们对语言本质和意义的认识，而且对于语言学、逻辑学、认知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为这些学科在研究语言现象、逻辑推理和认知过程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同时，在实际应用层面，对限定摹状词指称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应用于语言教学、翻译实践、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帮助人们提高语言运用能力、解决翻译中的语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