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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权与租佃视角下清末民初寻乌农村的向富动力剖析

一、绪论

1.1选题背景与意义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传统农村经济社会结构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一时期，农村的地权分配与租佃关系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对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深入研究这一时期农村的地权和租佃状况，能够为我们理解传统农村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及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提供重要线索。

寻乌县位于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清末民初成为商品流通的重要节点，商业较为发达，同时土地革命也在这里开展。这种独特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使寻乌成为研究传统农村经济社会的典型样本。毛泽东于1930年在寻乌进行的调查，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寻乌调查》。该调查涵盖了寻乌的土地关系、商业状况、社会阶层等多方面内容，为我们深入研究清末民初寻乌农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以往的中国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研究，多从阶级革命的视角出发，将清末民初赣闽边（即原中央苏区）传统农村社会描述为地权高度集中于少数地富阶层，地租比率奇高，土地租佃制是残酷的“封建剥削”工具，严重阻碍农村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这种观点虽然看到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差距和矛盾，但由于研究视角的单一，对农村地权与租佃状况的认识存在片面性，忽视了传统经济制度中蕴含的农村社会内生“向富动力”以及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积极因素。

本文通过对《寻乌调查》及相关方志史料的重新研读，从地权和租佃的角度出发，旨在深入剖析清末民初寻乌农村的经济社会状况，探讨传统农村的“向富动力”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清末民初寻乌农村的地权与租佃，有助于我们纠正以往研究中对传统农村经济社会认识的偏差，更全面、准确地理解当时农村社会的真实面貌，弥补学界在传统农村经济社会研究中的不足。通过揭示传统农村社会的“向富动力”，能够为当代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历史借鉴，启示我们如何更好地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1.2学术史回顾

国内外学界对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农村经济社会的研究，尤其是地权、租佃和向富动力方面，成果颇丰且观点存在一定纷争。

在传统认识中，国内外史学界对中国租佃制度的认知有深厚的积淀。既往的中国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研究，多从阶级革命的视野出发，普遍认为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地权主要掌握在占全部农村人口极少数的“地富阶层”手中。例如陈荣华和何友良在相关研究中指出该地区“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地富”，这种观点在一定时期内被广泛接受。在他们看来，无地或少地的贫民和佃农承租地主、富农的土地耕种，需承受很高或甚高的地租剥削。孔永松、余伯流、何友良、李小平、余伯流和凌步机等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均提及土地租佃的地租率普遍较高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清末民初中国农村常见和盛行的“土地租佃”制度，是地富阶层对佃农进行阶级压迫、“封建剥削”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严重阻碍了“赣闽边”农村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这种观点强调了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剥削关系，突出了地权集中和高地租对农村发展的负面影响。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通过对毛泽东《寻乌调查》及赣闽边相关史料的研读，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温锐、陈涛等学者认为，毛泽东视之为清末民初该地区最具典型性的寻乌农村，土地占有并非高度集中，而是处于动态流转之中。他们指出，寻乌农村地富阶层占有的土地实际上不超过30%，且受多重因素影响，土地渐趋分散化。在租佃关系方面，佃农耕种公堂及地富土地所需承受的地租比率，与既往观点所定义的高地租率相差较大，租佃双方理性选择和接受的适中地租率水平促成了互利共赢。土地租佃制度因对当时生产力水平下寻乌农村各项生产要素进行了合乎时宜的配置，成为农村民众各取所需的最佳选择，促成了当年农村多元增殖财富的奋发局面。

在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土地租佃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有学者梳理出该地区租佃制度与华北、苏南、关中等地相比，具有租佃土地多、公田多、分成租多、土地流转快等特点。该地区普遍的租佃制与边区地处三边商品流通、商品经济发展、农业比较效益、农户家庭经营的选择和政府无暇顾及社区公共事业的现状相联系，与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村生产要素流通体制相适应，是农村社会的经济选择，对边区农村社会经济有重大的影响。这一观点从经济选择和社会适应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租佃制度在当地农村经济社会中的作用。

还有学者从社会发展视角解读《寻乌调查》及其相关史料，认为清末民初寻乌农村呈现的是丰富而多元的经济社会关系，包括生产经营中各阶层的经济博弈关系、日常生活中的社区互助关系、社会公共事业中的共享关系、守护乡土的社区自卫关系，总体上是血缘地缘与亲情乡情浓厚、阶级分化不甚明显的社区共同体关系。这种观点打破了以往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