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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镜经》看同经异译词语的演变与文化映射

一、绪论

1.1研究背景与目的

佛教自两汉之际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国的文化、思想、艺术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佛经翻译作为佛教传播的重要途径，在东汉、三国、西晋时期逐渐兴盛。《法镜经》便是这一时期佛教典籍翻译的重要成果之一，它为全一卷（或二卷），由东汉安玄翻译，严佛调笔受，收于大正藏第十二册。这部经主要叙述释尊应郁伽（梵Ugra，本经译作‘甚’）长者之请，为在家、出家之菩萨说戒行。

《法镜经》与《大宝积经》卷十九康僧铠所译之《郁伽长者会》，及竺法护所译之《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皆为同本异译经。同经异译现象在佛经翻译中较为常见，不同译者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同一原本进行翻译时，会因自身语言习惯、文化素养、对佛法理解的差异等因素，在词汇选择、表达方式等方面产生不同。例如，《法镜经》作为古译本，将释尊译作众祐，舍卫国译作闻物国，长者译作理家等，这些不同的译法为研究语言演变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法镜经》及其同经异译的词语进行深入分析，探究同经异译词语的规律和特点。一方面，从语言学角度揭示不同历史时期词汇的演变，包括词汇的更替、语义的变化等，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补充资料。另一方面，从文化学角度挖掘不同译法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如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不同译者所处文化背景对翻译的影响等，增进对佛教传播过程中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理解，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1.2《法镜经》及其同经异译版本概述

《法镜经》作为佛教典籍中的重要文献，承载着深厚的佛教教义与文化内涵。它全一卷（或二卷），由东汉安玄翻译，严佛调笔受，收于大正藏第十二册。安玄是安息国（今伊朗一带）人，在东汉灵帝末年来到洛阳，以功拜骑都尉。他虽为外籍人士，却“性虚靖温恭，常以法事为己任”，对佛教教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浓厚的兴趣。严佛调则是临淮（今江苏泗洪东南）人，他“绮年颖悟，敏而好学”，对佛教经典的研究也颇有造诣。两人合作翻译《法镜经》，安玄口陈，严调笔受，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既努力传达梵文原本的含义，又尝试用当时人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进行阐释，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法镜经》主要叙述释尊应郁伽（梵Ugra，本经译作‘甚’）长者之请，为在家、出家之菩萨说戒行。经文中详细阐述了菩萨应遵守的种种戒条和修行方法，如“菩萨当行四法，何谓为四？一者不舍道心，二者不舍众生，三者不舍檀波罗蜜，四者不舍戒波罗蜜”，这些内容对于指导佛教信徒的修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也反映了当时佛教对于在家和出家修行者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

与《法镜经》相关的同经异译版本中，《郁伽长者会》为《大宝积经》卷十九的内容，由康僧铠翻译。康僧铠是三国时期的高僧，他在佛教翻译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郁伽长者会》与《法镜经》的内容基本相同，但在词汇和表达方式上存在差异。例如，在《法镜经》中，“闻物国胜氏之树给孤独聚园”，在《郁伽长者会》中则被译为“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闻物国”与“舍卫国”、“胜氏之树”与“祇树”的不同译法，体现了不同译者对同一地名的理解和翻译策略的差异。

竺法护所译的《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也是《法镜经》的同本异译经。竺法护是西晋时期的著名译经家，他“博览六经，涉猎百家之言”，精通多种语言，一生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在《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中，对于经文内容的表述又有独特之处。如《法镜经》中“理家”一词，在《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中译为“长者”，这种词汇上的差异不仅反映了不同译者的语言习惯，也可能与当时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使用习惯有关。通过对这些同经异译版本的对比研究，可以深入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佛教典籍翻译的特点和变化，以及佛教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不同地域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

1.3研究综述

在佛教典籍研究领域，《法镜经》作为东汉时期的重要译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早期对《法镜经》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版本流传、译者生平以及佛教教义阐释等方面。学者们通过对古代文献的梳理，如《大唐内典录》《历代三宝纪》《开元释教录》等，考证《法镜经》的翻译年代、译者背景以及在佛教经典体系中的地位，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例如，有学者依据这些文献，详细阐述了安玄与严佛调合作翻译《法镜经》的历史背景，以及该经在东汉佛教传播中的作用。

随着语言学和文化学研究的发展，对佛经语言的研究逐渐兴起，同经异译现象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不少学者从词汇、语法、句法等多个层面，对不同版本的同经异译进行对比分析，试图揭示佛经翻译过程中的语言演变规律和文化交流现象。在词汇研究方面，一些学者通过对同经异译版本中词汇的对比，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汉语词汇的变化，如双音节词的发展、外来词的融入等。例如，有研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