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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干部能力图谱重构

【关键词】智能时代干部能力人工智能【中图分类号】D262.3【文献标识码】A

自2022年底ChatGPT面世以来，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并融入日常生活，既为增进人类福祉带来无限可能，又潜藏着巨大的风险挑战，这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领导干部是我国“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中的领导班子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2018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科技前沿知识，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和特点，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政策支持，形成工作合力。”人工智能既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又对领导干部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社会治理中，领导干部承担社会治理者、技术应用者和技术监管者等多重角色，人工智能技术对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提出了挑战。如何适应技术迭代、平衡人机协同、守住治理初心，成为新时代领导干部面临的紧迫课题。

作为社会治理者：规避风险，保障安全。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人员，领导干部肩负着防范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职责。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包括技术内生型风险和技术外生型风险。其中，技术内生型风险，是因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发展尚未成熟而在技术设计开发和部署等环节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括数据隐私泄露、算法歧视和偏见、“幻觉”、数据产权、环境问题等。技术外生型风险，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而对外界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括扩大“数字鸿沟”、产生就业替代、引发知识产权纠纷、因深度伪造引发社会混乱、意识形态渗透、自主系统失控等风险。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技术既可能侵害个体利益，又可能对组织运行、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威胁。领导干部如果对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风险缺乏足够的认知，将无法在工作中主动做好风险识别和防范的准备，可能在社会治理中陷入被动应付的窘境，难以保证安全底线，甚至影响国家的政权稳定和长治久安。

作为技术应用者：智能决策，充分赋能。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者，领导干部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态度和应用能力，会直接影响人工智能与场景融合的深度和质量，这体现在政务场景和综合场景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工智能在政务场景中的应用会受到领导干部能力水平的影响。人工智能可以借助政务大模型，实现决策数智化升级，使过去基于经验的主观判断走向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创造虚拟行政人员，推动新型政民互动，改善群众办事体验，由被动回应转变为主动服务；通过数据共享打破部门分割局面，增进跨部门协同。然而，人工智能系统的部署不仅存在数据资源整合、平台兼容等方面的技术难点，而且在应用中潜藏着决策“黑箱”、数据安全等问题。当领导干部缺乏相关能力时，既可能由于观念陈旧而无法跟进时代要求，难以充分释放人工智能的潜力；又可能由于应用不当而对技术过度信任、盲目依赖，进而产生重大决策失误。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综合场景中的应用也受到领导干部能力水平的影响。领导干部是国家机关和组织机构的关键人员，其对人工智能的态度会对组织中其他成员产生示范效应。在整合技术接受模型（UnifiedTheoryofAcceptanceandUseofTechnology，UTAUT）中，社会影响（SocialInfluence）是预测技术接受度的核心变量之一，它强调重要他人（如同行、权威人士）对个体使用或不使用某项技术的影响。当一个地区或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存在偏移时，会对其所在地区或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产生影响，最终会对人工智能在所有场景中的实际应用状况产生负面效应。

作为技术监管者：把握平衡，促进发展。人工智能治理需要技术监管者、开发者和应用者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而国家机关及领导干部作为技术监管者，是参与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领导干部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识水平会对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当前，人工智能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一是技术发展和技术治理的节奏不一致，政府部门出台人工智能相关政策的步伐相对落后于技术迭代的速度；倘若领导干部对人工智能技术了解不足，将会使政策响应迟钝。二是技术的监管者与开发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领导干部与产业界沟通较少时，势必扩大信息盲区，从而可能导致人工智能技术脱离国家监管。三是人工智能的风险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巨大不对称。由于人工智能具有一定的通用性，使其风险弥散于个体之中，但是处置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