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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开元盛世的治国经验

提起中国古代的盛世，“开元盛世”总让人想起杜甫诗中”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的盛景。这个延续近三十年的治世，不仅是唐朝国力的巅峰，更在中国古代治国史上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唐玄宗李隆基从即位初期的拨乱反正，到中期的励精图治，用一系列务实举措将唐朝推向了”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的繁荣局面。本文将从人才任用、经济改革、文化振兴、边疆治理等维度，系统梳理开元盛世的治国智慧。

一、拨乱反正：治国根基的重塑

要理解开元盛世的成就，首先得回溯它的起点。李隆基登基时（712年），唐朝刚经历了”神龙政变”“景龙政变”“唐隆政变”等一系列动荡，朝堂上权臣干政、吏治腐败，地方上土地兼并加剧、民生凋敝。史载当时”官曹典吏，困于繁文；府库仓储，竭于冗食”，整个国家机器几近失序。面对这样的烂摊子，玄宗首要任务不是急于求成，而是先打牢治国根基。

（一）整肃吏治：从”冗官之弊”到”贤能之治”

中宗、睿宗时期，“斜封官”现象泛滥——皇帝不经吏部考核，直接由侧门（斜封）任命的官员多达数千人，导致”政出多门，迁除失序”。玄宗即位次年（713年），便下《禁斜封官诏》，明确”自今以后，除改职事官，宜令尚书省、中书门下详择灼然才行，堪充所拟者，然后奏授”。他先是裁汰了数千名不合格的斜封官，又对中央机构进行”消肿”：将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的编制严格控制在合理范围，同时裁撤了大量闲散官职。

更关键的是选拔机制的革新。玄宗恢复了贞观时期”宰相荐人，皇帝亲自考核”的传统。他曾对近臣说：“为朕养民者，唯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开元三年（715年），他亲自出题考核县令，结果有45人因”文理鄙浅”被罢免，此举震动朝野。这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示范效应，很快扭转了官场风气。

（二）重建权威：从”权门政治”到”皇权集中”

武则天后期至睿宗朝，皇室成员与外戚、功臣集团的权力博弈几乎失控。玄宗吸取教训，采取了”既收权又限权”的策略。一方面，他削弱了相权的过度集中——自姚崇起，宰相不再兼任尚书省长官，中书、门下两省的决策权与尚书省的执行权进一步分离；另一方面，对宗室成员实行”出阁就藩”制度，让亲王们离开京城到地方任职，既避免了他们干预朝政，又通过实际政务锻炼其能力。

最具代表性的是对功臣的妥善安置。参与”唐隆政变”的郭元振、刘幽求等功臣，虽有拥立之功，但玄宗并未让他们长期掌握实权，而是给予优厚的勋爵和俸禄，同时通过”外放-内调”的循环让他们在地方和中央交替任职。这种”用其才而制其权”的做法，既稳定了政局，又避免了权臣专擅。

二、贤臣辅弼：治国核心的人才战略

古人云”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这句话在开元盛世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玄宗即位初期，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相，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贤相集团”。这些能臣各有所长，却都能与玄宗形成”君臣相得”的良性互动。

（一）姚崇：务实改革的”救火队长”

开元元年（713年），姚崇被任命为宰相时，曾提出”十事要说”作为任职前提。这十条建议涵盖了”施政以仁”“不贪边功”“宦官不干预朝政”“皇亲国戚不任要职”等核心内容，玄宗一一应允。姚崇上任后，首先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蝗灾问题。时人迷信”蝗是天灾，不可捕杀”，姚崇力排众议，下令”夜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仅汴州一地就捕杀蝗虫14万石，“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

他还针对均田制松弛的问题，推行”括户括田”试点，派官员核查隐漏的人口和土地，增加了国家赋税来源。更难能可贵的是，姚崇始终保持”宰相须通下情”的作风，史载他”无留事”，即当天的政务当天处理完毕，这种高效的工作状态直接带动了整个官僚系统的运转效率。

（二）宋璟：法度严明的”守成能臣”

姚崇之后，宋璟接任宰相。与姚崇的雷厉风行不同，宋璟更擅长”以法治国”。他主持修订了《开元前格》，明确各级官员的权责边界；严格执行”官员考核制度”，规定”都督、刺史、都护将之官，皆引面辞，赐衣物，乃遣”，即地方长官赴任前必须面见皇帝，既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让皇帝直接了解地方情况。

宋璟尤其注重”赏罚分明”。开元五年（717年），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去世，其子请求按窦诞（唐高祖女婿）的规格修建坟墓，宋璟坚决反对：“俭，德之恭；侈，恶之大。僭礼厚葬，前世所诫。”玄宗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减其制十分之七”。这种”贵戚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做法，极大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

（三）张说、张九龄：文治兴邦的”文化推手”

开元中期，随着政局稳定，玄宗开始重视文化建设，张说、张九龄的作用愈发凸显。张说任相期间，奏请设立丽正书院（后改集贤院），组织学者整理典籍、编纂国史。他亲自主持编撰的《大唐六典》，系统梳理了唐朝的官制体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张九龄则推动了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