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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节约与中国式统一大市场

对我国而言，建设统一大市场的症结主要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若能够通过相应的改革实现有效节约市场的统一程度就会相应提升。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是以自上而下的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实现交易成本节约，特别是要素市场的交易成本节约。

统一大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环，有利于将中国经济国内大循环中的“规模但不经济”症结充分“解锁”，并通过本土市场效应转换为国际大循环竞争中新的比较优势，助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跃上新台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统一大市场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进程，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交易成本是理解中国式统一大市场及其历史进程的一把钥匙。这是因为，影响全国范围内市场“连成片”的因素无非是运输成本带来的自然分割与地方保护等交易成本带来的行政性分割。考虑到我国“铁公基”建设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前，行政性分割日益成为统一大市场进程中的主要矛盾。换言之，交易成本节约本质上可视为中国式统一大市场进化的底层逻辑，交易成本下台阶，市场统一程度就会上台阶。

交易成本是理解中国式统一大市场的一把钥匙

效率是经济学的中心概念，人类对经济效率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开篇，就论述了分工是效率提升和增加国民财富的关键，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带来规模报酬。规模报酬带来的经济效率提升依赖于以下三点：一是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二是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三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将进一步促进劳动分工。

统一大市场本质上也是对更大范围、更加专业化的分工提升经济效率的追寻。中国式统一大市场可理解为全国范围内基于价格信号分工协调并“连成片”的开放性共同市场。具体来看，市场的本质是由价格信号作为分工协调机制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全国”框定了分工协调的市场范围，市场从特定行政区向周边拓展直至在全国范围内“连成片”，“统一”意味着开放性共同市场的形成，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与规模报酬，从而释放我国1.8亿户市场主体、4亿多人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内需潜力，并通过“本土市场”效应转换为国际大循环中新的比较优势。

全面地认识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简洁有力的经济学分析工具，交易成本是理解中国式统一大市场的一把钥匙。在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形下，统一大市场意味着同一产品或要素在不同地区的价格是相同的，即“一价定律”。真实世界中，不仅存在运输成本，也存在着交易成本，特别是地方保护带来的市场壁垒等制度性交易成本。运输成本造成市场的自然分割，交易成本则带来市场的人为分割。自然市场分割短期内难以改变，一定意义上也无须完全改变，因为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远远超前了，统一大市场的症结主要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若能够通过相应的改革实现有效节约，市场的统一程度就会相应提升。

直观地看，交易成本节约涉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以价格信号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机会成本是政府通过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政府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谁的交易成本更低，就应该由谁来配置。通常情况下，政府配置资源较为有效率的是提供信息、基础设施等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而没有外部性的私人产品通常是由市场配置更加有效。如果地方政府过度配置要素资源，从公共产品延伸到市场配置更加有效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公共产品以外的领域，交易成本必然偏大，带来较大的潜在效率损失，且不同地区差异也比较大，使用这些要素的企业也就面临着一个行政分割的要素市场。

进一步看，要从根本上推动交易成本节约，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即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问题。因为地方政府与市场关系实际上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所内生的。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对地方的政绩考核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及其主官的政治激励，而财税体制则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经济激励。地方政府“制造”交易成本的激励内生于央地关系。然而，地方政府打破市场分割面临着囚徒困境。虽然所有的地方政府都破除地方保护，相互之间都是受益的，但在其他地方政府进行地方保护的情况下，某一地方政府破除地方保护，将是受损的。

阶段性重点：从产业下游的产品市场到产业上游的要素市场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从“直接的生产者”转变为“间接的征税者”，角色转变重塑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地方保护带来交易成本提升的重点领域也从产业下游的产品市场转向产业上游的要素市场。相应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交易成本节约的阶段性重点，也应从产品市场转向要素市场。改革开放之初，短缺经济叠加分灶吃饭的格局下，地方政府以所有者身份大办国企和乡镇企业，产品不愁卖，能够获得可观的财政收人，但外地产品的流入则会带来不利影响。这一阶段，地方保护带来的交易成本突出表现为地区市场封锁带来的进入成本，各地鼓励“抽本地烟、喝本地酒”，阻碍甚至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