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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对外侵略与外交政策

引言

当我们翻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长卷，对外关系始终是绕不开的重要线索。从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中原，到1912年溥仪退位王朝终结，清朝268年的统治史中，既有对周边地区的军事扩张，也有与藩属国的朝贡往来；既有“天朝上国”的傲慢坚守，也有面对西方列强时的屈辱妥协。这段交织着武力征服、文化输出与被动转型的历史，不仅塑造了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样貌，更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本文将以“对外侵略”与“外交政策”为双轴，沿着时间脉络与空间维度，还原清朝对外关系的复杂图景。

一、前期扩张：从边疆统一到朝贡体系的建立（1644-1795）

清朝的对外关系，从一开始便与军事扩张紧密相连。入关初期，新生的清政权尚未完全巩固中原统治，却已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边疆与周边。这种扩张既有维护政权安全的现实需求，也暗含“天下共主”的传统政治理想。

1.1东北亚：对朝鲜的军事威慑与宗藩关系确立

1627年与1636年，后金（清前身）两次发动对朝鲜的战争，史称“丁卯胡乱”与“丙子胡乱”。第一次战争中，后金以“朝鲜助明”为由，渡过鸭绿江直逼平壤，迫使朝鲜签订《江都之约》，确立“兄弟之国”关系；第二次战争更为惨烈，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攻陷汉城，朝鲜仁祖被迫在三田渡向清行“三拜九叩”之礼，承认“永世为清之臣仆”。这两场战争不仅彻底切断了朝鲜与明朝的联系，更通过《南汉山城条约》确立了严格的宗藩体制——朝鲜需定期遣使朝贡（每年四次正贡，另有冬至、元旦等节庆使），国王即位需经清朝册封，不得与他国私交。这种关系绝非简单的“朝贡贸易”，而是通过军事威慑建立的政治从属。1728年朝鲜使臣赵泰亿在《燕行录》中记载：“每过鸭绿江，见江边土堡残垣，犹闻当年炮声。”可见战争阴影长期笼罩两国关系。

1.2西南边疆：对缅甸、越南的军事行动与朝贡圈扩展

清缅战争（1762-1769）是清朝中期最具代表性的边疆扩张事件。乾隆帝以“缅甸土司骚扰云南边境”为由，先后派云贵总督刘藻、杨应琚、明瑞、傅恒四次用兵。前两次因轻敌冒进惨败，明瑞甚至战死小猛育；第四次傅恒率三万清军深入缅境，虽破老官屯，但因瘴疠流行折损过半。最终双方签订和约，缅甸名义上“奉表纳贡”，清朝则放弃军事征服。这场耗时七年、耗费千万两白银的战争，暴露了清朝“以战立威”的扩张逻辑——即使无法彻底征服，也要通过军事压力将对方纳入朝贡体系。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越南：1788年，乾隆帝以“助黎氏复国”为名，派孙士毅率军入越，虽一度攻占河内，但因轻敌被西山军击溃，最终与越南新政权达成妥协，承认其为藩属。

1.3朝贡体系的运作：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三重纽带

通过一系列军事与外交手段，清朝在18世纪中叶构建起以自身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华夷秩序”：清朝为“天朝上国”，周边国家为“藩属”，双方通过“册封-朝贡”的礼仪确立等级。具体运作中，朝贡分为“常贡”（定期）与“特贡”（如谢恩、告哀），贡使需携带表文、方物（如朝鲜的人参、琉球的苏木），在京城完成“进表-赐宴-回赐”流程。经济上，朝贡伴随“贡赐贸易”，清朝回赐的丝绸、瓷器价值远超贡物，形成“厚往薄来”的惯例；文化上，藩属国可派遣留学生（如琉球官生入国子监），学习中国典章制度。这种体系看似“和平”，实则以清朝的军事优势为后盾——1715年琉球使臣因未行跪拜礼被礼部训斥“有违藩臣之礼”，1731年暹罗（泰国）因贡船逾期被拒绝入境，均体现了体系的强制性。

二、中期调整：从主动扩张到闭关锁国（1796-1840）

乾隆后期，清朝国力由盛转衰，人口压力、吏治腐败、白莲教起义等内部问题频发，对外政策也随之转向保守。曾经的军事扩张逐渐停滞，取而代之的是对“华夷之辨”的强化与对西方贸易的严格限制。

2.1边疆冲突的缓和与朝贡体系的僵化

嘉庆、道光年间，清朝对周边的军事行动明显减少。1799年清军平定廓尔喀（今尼泊尔）第二次入侵后，虽签订《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强化对西藏的控制，但未进一步扩张；1826年张格尔叛乱中，清军虽收复新疆，但战后采取“以夷制夷”策略，减少直接军事干预。这一变化的背后，是财政危机与军力衰退——乾隆晚年国库仅存2700万两，嘉庆朝镇压白莲教耗费2亿两，已无力支撑大规模战争。与此同时，朝贡体系却愈发僵化：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因拒绝行“三跪九叩”礼被乾隆帝斥为“不知礼义”；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更因礼仪问题未获接见便被驱逐。礼部官员坚持“夷使见君，必行臣礼”，全然不顾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急于打开中国市场的现实。

2.2闭关政策的形成：从四口通商到一口通商

清朝的对外经济政策，经历了从“开海”到“闭关”的转变。1684年康熙帝解除海禁，设粤、闽、江、浙四海关；但1757年乾隆帝以“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