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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东方军与十九路军王台谈判始末

1933年5月，长城抗战告急，屈辱的《塘沽协定》行将签字，蒋介石却仍置华北危局于不顾，忙着策划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7月至9月，经充分准备，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的50万取四面合围之势，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共临时中央根据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的意见，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3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由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滕代远等人率领，担负“筹款百万，赤化千里”的使命，入闽作战。“东方军仍直接受一方面军朱（德）周（恩来）指挥”，于7月初进入福建。至9月初，东方军先后在宁化的泉上、连城的朋口、延平的夏道等地消灭国民党军新编第2师两个团和十九路军三四个团。9月18日，东方军司令部移驻富屯溪畔距延平城西五六十里的王台村上大庙。

1933年9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等人接到报告，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派出的代表陈公培携带“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证明书”，身藏蒋、蔡给朱德、毛泽东的信函，到延平的西芹红军驻地求见，要来谈判讲和。彭、滕等人感到这事来得突然，出乎意料。怎么前几天尚与我激战的敌方忽然就改变了态度？此前几天，也就是18日，东方军红5师第13团与十九路军第61师第183旅第6团在延平城西的西芹中坪村芹山（亦称木芹山）遭遇并激战，结果将这个精锐的主力团歼灭，毙伤敌200余人，俘虏团副、营长以下近千人，缴获枪支等大批军用物资。但他们还是认为，不管怎么说，能与对方取得一定的妥协，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过，事关重大，必须慎重对待，请示中央。他们立即发电给中革军委暂行代理主席的项英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抄报蒋、蔡的函件，询问陈公培其人，并请示对待办法。

朱德、周恩来当天下午即发电报，建议中革军委同意与十九路军方面接触谈判。当晚，周恩来还电告项英、彭德怀、滕代远：“蒋、蔡代表陈公培即吴明，此人为共产党脱党者，常在各派中奔走倒蒋运动，并供给我们相当消息……如军委同意本22日18时电办法，可由国平前往西芹与吴明面谈，更可探知更多内容。”国平，即袁国平，时兼任东方军政治部主任。23日凌晨1时，中共中央局致电朱、周、彭、滕，同意与陈公培谈判，并提出谈判的先决条件：“停止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释放在福建牢狱中关押的政治犯及保证反帝运动和反帝组织之自由”；“发表反帝及反蒋之政治宣言”；等等。接着，项英也作了回电。

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1932年的淞沪抗战刚一结束便被调离京沪地区到福建“剿共”，其领导人陈铭枢和蒋光鼐、蔡廷锴等也就开始酝酿筹划抗日反蒋运动。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之下同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受这个宣言的启示、引导，“争取与红军合作反蒋”也就成了陈、蒋、蔡等人筹划抗日反蒋运动具体施行方案的选项之一。然而，他们通过一些渠道去与共产党方面联系，却不得要领，无法实施。到了9月，他们请陈公培出面帮忙，直接到前线与东方军讲和。中旬，陈公培从香港密抵福州。16日，蒋光鼐、蔡廷锴在绸布上写了一封“致朱玉阶、毛润之两先生”的信函，藏在陈公培的衣领里。信中表白：“贵党及红军同胞，夙以反帝倒蒋为职志，此即证明贵党与敝军在政治上有共同目标、在军事上有提携之必要，特此委托陈公培同志与贵党为军事合作的磋商。敝军同志甚希望贵党及红军同胞予以最诚意的接谈。”这里所说的“在政治上有共同目标”，即是指上述以“共同抗日三条件”为前提的共同“反蒋抗日”的政治目标。恰在此时，前线又传来十九路军的一个主力团在西芹被歼的消息。于是，蔡廷锴即带陈公培于19日晚抵达古田县水口，第二天派兵送到前哨阵地。22日，陈公培经葫芦山、吉溪、夏道辗转到西芹。这样，23日上午，陈公培便从西芹来到王台。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在上大庙接待了他。

上大庙的隔壁有座阁楼，耸立于富屯溪畔，翘首云霄，傲对青山，系王台八景之一的八角凌霄，人们称其为“八角楼”。该楼建于清光绪年间，原名魁星阁，占地面积240多平方米，为上下王台的交接处。东方军司令部移驻王台村期间，这里是彭、滕等人召集会议的地方。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同陈公培的会谈就在八角楼的二楼举行。

会谈时，陈公培首先表明：十九路军“与红军进行妥协，此完全是因处境困难，陈铭枢所主持、蒋蔡同意……李济深同病相怜，赞助反蒋”；同时转达蒋光鼐、蔡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