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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行刑反向衔接中的行刑联动

编者按：2024年11月26日，最高检印发《人民检察院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指引》，对检察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的操作规则首次进行相对系统地规定，标志着我国行刑衔接工作的进一步规范化。行刑反向衔接始于“出刑”，终于“入行”，一出一入谓为“衔接”，考验治理智慧。本期专题结合现有行刑反向衔接的制度规范，以理论探索、对法律规定的理解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围绕行刑反向衔接工作的热点问题进行探讨。四篇文章各有侧重：《行刑反向衔接中的行刑联动》关注“出刑”后行刑联动的法理审视，《行刑反向衔接中“可处罚性”原则的理解与适用》针对“入行”后的可处罚性进行判断，《涉税案件行刑反向衔接的实践难点与对策建议》反映涉税案件行刑衔接中的难点与化解，《推动行刑反向衔接数字赋能发展进路》展示数字检察下行刑反向衔接的未来图景。希冀在碰撞中产生新认识，为理论和实践提供助益。

摘要：行刑联动是要通过联动发挥行政法治理和刑事法治理的相对优势。行刑反向衔接中的行刑联动，要从后端的刑事法治理回溯到前端的行政法治理，并认识到后端的犯罪行为可能是前端多个行政违法行为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处理犯罪时要严格定罪，也要有效治罪，尤其是发挥行政法治理在维护行政管理秩序上的独特优势，实现从前端治理到后端治理的全覆盖，也从深层次上消除诱发犯罪的制度因素，提高治理效果。而检察机关内部的刑事检察与行政检察的有效沟通，则让行刑联动有了落实机制和实在抓手。基于上述认识，某一行为若在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后，依据行政法规定也不构成行政违法的，似乎表面看来没有行刑反向衔接的适用空间，实则不然：检察机关可以利用制度优势，全面分析案件中的所有行为，对前端行为构成行政违法，具备处罚必要性的，也可以建议行政处罚。同时起到消除犯罪诱因，强化治理效果的作用。

关键词：检察机关行刑反向衔接行刑联动

单从字面来看，“行刑反向衔接”可以被拆解为“行刑”“反向”和“衔接”。其中的“行刑”说明针对的是刑事犯罪和行政违法两种不同评价。“反向”说明是从刑事犯罪的评价到行政违法评价的反向转移。“衔接”说明要考虑到刑事犯罪评价和行政违法评价在差异基础上的联动。通常来看，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的区分是基于社会危害性的差异，对于某一行为，若社会危害性较小则被评价为行政违法，社会危害性较大则被评价为刑事犯罪。理解行刑反向衔接，也是针对某一行为的评价过程与结果开展衔接。

但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对某一行为，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后，却可能由于事实存疑或者行政法中没有相关规定，导致对这一行为难以作行政处罚，出现治理上的空白。而从本文选取的案例来看，检察机关在处理此类问题时采用了一种智慧的处理方式：全面分析案件相关行为，深入挖掘诱发犯罪的因素，充分发挥内设机构的优势，强化行刑联动效果，也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行刑反向衔接方式。

一、基本案情与问题梳理

（一）基本案情

2017年7月至2021年8月，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齐某某为给单位谋取利益，与某供应链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负责人合谋，由齐某某联系商家或个人将无法办理出口退税的农产品以上述公司的名义出口，并将报关单、提单等材料交付给上述公司，上述公司以报关单、提单等为依据，伪造购货合同、对应箱单，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等伪造农产品进项，由齐某某从姚某某处购买外汇打入上述公司账户伪造出口收汇，以自产货物向国家税务机关申请出口退税，共骗取出口退税金额人民币2.45亿元。姚某某使用其控制的某科技公司境外账户和第三方支付机构账户，通过齐某某介绍，按照每1万美元额外收取400元至700元好处费的价格，将公司通过国际网购平台出售电子产品的美元货款，卖给齐某某，并按齐某某指示，将外汇划转至某供应链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金额共计1697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13亿元。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23年5月认定齐某某伙同他人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特别巨大，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齐某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23年3月13日，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以某科技公司、姚某某涉嫌非法经营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经两次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姚某某以某科技公司名义出售的美元不是其合法收入，认定某科技公司、姚某某构成非法经营罪证据不足。2024年2月27日，芝罘区人民检察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75条规定，对某科技公司、姚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芝罘区人民检察院重点围绕非法买卖外汇违法事实、行政处罚的必要性及处罚对象的准确认定开展审查工作：一是某科技公司未通过指定场所私自将外汇出售，违反了《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的规定，行政违法事实清楚。二是某科技公司向某供应链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出售美元的行为，属于在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