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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非税收入管理的困境与突破：问题剖析与优化路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我国财政体系中，非税收入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关键构成部分。它涵盖了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收益、彩票公益金收入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在弥补市场缺陷、提供公共产品、调节经济运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非税收入规模不断扩大，其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也日益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

天津市作为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中承担着重要使命，其经济发展与财政管理状况备受关注。非税收入在天津市的财政收入体系中同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入，天津市非税收入管理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非税收入管理效率和质量的提升，也对天津市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带来了一定挑战。

从全国范围来看，加强非税收入管理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这为天津市非税收入管理改革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天津市非税收入管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理论层面，目前国内对于非税收入管理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层面的理论探讨和全国性的政策分析，针对天津市这一特定地区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以天津市为研究对象，结合其独特的经济结构、财政体制和城市发展特点，深入剖析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地方非税收入管理的理论研究，为其他地区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通过对天津市非税收入管理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拓展非税收入管理理论的应用范围，加深对地方非税收入管理实践的认识，推动财政学理论在地方层面的深化和发展。

在实践层面，加强天津市非税收入管理对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一方面，规范非税收入管理能够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非税收入资金合理、有效地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领域，从而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民生福祉，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另一方面，良好的非税收入管理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天津市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此外，加强非税收入管理还能增强财政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天津市的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非税收入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早，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理论研究上，RichardA.Musgrave提出受益原则，主张政府应依据受益者的受益程度收取成本补偿费用，这为非税收入的征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Browmlee则明确划分了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的用途，认为税收用于提供纯粹公共产品，非税收入用于提供准公共产品。在管理实践中，美国的非税收入管理体系较为完善，其非税收入项目的设立和调整需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通常要通过议会或选民投票决定，并且对投票的相关事宜有详细规定，有效避免了行政长官或部门领导的随意决策。在收费标准上，严格遵循成本测算，确保价格水平不超过政府提供服务或福利的成本以及外溢损失额度，从源头上防止了部门超额收费。美国还实行统一的预算管理，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体系，进行统筹规划和管理，同时接受议会和公众的双重监督，保证了非税收入征管和使用的规范透明。日本和韩国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比较高，且主要用于社会公益性服务事业。两国对非税收入实行统一财政制度，将所有政府收支纳入财政预算，并根据不同收支设置一般会计预算、特别会计预算和政府基金，对非税收入进行精细化管理。

国内对于非税收入管理的研究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不断深入。在概念界定方面，贾康、罗刚认为非税收入是政府收入扣除税收收入后的剩余部分。更多学者则指出非税收入具有独特属性，既非税收也非价格，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特殊经济范畴，其形式多样，包括国有资本收益、罚没收入等，且不具有无偿性。在管理问题研究上，高梅娥指出非税收入相关法律制度滞后，导致地方政府在征管过程中缺乏法律依据，执收行为缺乏强制性，管理力度不足。闫文蕾认为非税收入征收随意性大，征管主体模糊，加上地方财税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不完善，使得非税收入规模过大。张振玉、汪建国等学者指出征管部门自身存在管理基础薄弱、政出多门、缺乏有效行为规范机制以及员工培训不充分等问题，导致非税执收过程中存在胡作为、乱作为现象。在管理建议方面，郭佩霞建议设立“征、管、查”相互分离的机构，按照“征收、预算、支付”的步骤进行管理。王存、李少峰提出根据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