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docxVIP

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

引言

站在武汉汉口的“二七”纪念馆前，玻璃展柜里那件打着补丁的粗布工服，袖口还沾着煤屑；墙上老照片里，工人纠察队举着“争自由、争人权”的横幅，眼神里燃着火焰。这些沉默的物件与影像，串联起一段热血沸腾的历史——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近代中国最壮阔的社会变革之一。它不是突然爆发的惊雷，而是无数双布满老茧的手，在黑暗中摸索光明的漫长征程；是从“讨饭吃”的自发抗争，到“争解放”的自觉奋斗的伟大转折。要理解这段历史，我们得从工人阶级的孕育说起。

一、历史土壤：工人阶级的孕育与成长

1.1外资工厂的“催生”：中国产业工人的最初身影

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签订，通商口岸从广州、上海扩展到汉口、九江。1845年，英国商人在广州黄埔开设柯拜船坞，这是中国土地上第一家外资工厂。随后，上海的耶松船厂、香港的黄埔船坞等陆续建立。这些工厂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他们大都是破产农民或手工业者，被招工头称为“猪仔”，用一根草绳系在手腕上“卖工”。

当时的工作条件堪称地狱：船坞里的铆工每天在40℃的铁棚下敲打，火星溅在光背上烫出泡；缫丝厂的女工从清晨5点站到深夜12点，手指泡在煮茧的热水里溃烂；煤矿工人在仅容一人爬行的巷道里挖煤，瓦斯爆炸时，惨叫声能传半里地。据1870年《申报》记载，上海祥生船厂“每月必有三五人伤亡”，工头却只给几吊钱“买棺材”。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外资工厂的中国工人已达3.4万人，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种子”。

1.2洋务企业与民族工业：工人队伍的壮大

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标志着中国近代官办工业的开端。随后，福州船政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等洋务企业陆续建立。这些企业虽由清政府主导，但采用机器生产，雇佣了大量产业工人。比如汉阳铁厂，1896年有工人3000余名，其中技术工人月工资不过4-5两白银（约合今80-100元），普通工人仅2-3两，却要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

同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开始萌芽。1872年，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成为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工厂；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开设公和永缫丝厂；1895年后，张謇的大生纱厂、荣宗敬的茂新面粉厂等如雨后春笋。到1913年，民族工业工人已达27万，加上外资、官办企业，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约60万。工人队伍像滚雪球般壮大，为后来的运动储备了力量。

1.3生存困境：压迫与反抗的温床

工人的苦难远不止于体力消耗。身份上，他们被称为“工贼”“苦力”，连进茶馆都要被赶；居住在“工棚区”，上海杨树浦的草棚“下雨漏泥，刮风透风”，一家五口挤在6平米的空间里；更残酷的是“包身工”制度——12-16岁的女孩被父母以20-30元“包”给工头，三年里生死由人，1920年代上海纺织厂包身工死亡率高达15%。

压迫越深，反抗的火种越旺。1882年，开平煤矿工人因反对降低工资罢工，迫使矿方恢复原薪；1890年，江南制造总局工人抗议“每日加做一点钟不加工钱”，集体停工；1905年，上海集成纱厂工人为反对克扣工资，放火烧了厂部仓库……这些零星的抗争虽多以“讨饭吃”为目的，却像暗夜中的火星，预告着一场更大的风暴。

二、觉醒前奏：从自发抗争到意识萌芽

2.1早期罢工的“三多三少”特征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工人抗争，呈现明显的“三多三少”：经济性诉求多（要求涨工资、减工时），政治性诉求少；地域性分散多（一厂一矿的斗争），跨行业联合少；原始手段多（罢工、破坏机器），组织性手段少。比如1912年上海闸北丝厂女工罢工，起因是工头私吞“节赏钱”，2000多人围堵厂门，用石块砸坏玻璃窗，但三天后就因缺乏领导自行散去；1914年无锡保兴面粉厂工人为反对“罚工”罢工，被军警驱散后，10多名带头者被关进巡防营。

这些斗争如同“野火烧荒”，虽未能改变根本处境，却让工人逐渐意识到：“单个人闹没用，得大伙儿一起干。”

2.2辛亥革命的震荡：工人阶级的初步亮相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工人第一次以“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武昌起义中，汉阳兵工厂工人连夜赶制枪弹，切断清军武器供应；上海工人参加起义军，攻打江南制造总局时，老工人王阿毛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冲进清军阵地，与敌人同归于尽；苏州丝厂工人组织“工界义勇队”，维持治安。

更重要的是，革命后“民主共和”的理念传播，《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虽未真正落实，却让工人开始思考：“我们是不是也能有自己的组织？”1912年，上海出现“中华民国工党”，宣称“代表工人利益”，虽很快被军阀镇压，却是中国第一个工人团体的尝试。

2.3一战与新文化：觉醒的催化剂

1914-1918年一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业迎来“黄金时代”。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