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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WTO与外贸腾飞

2001年12月11日，多哈喜来登酒店萨尔瓦会议大厅里，随着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卡迈勒手中木槌轻轻落下，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那一刻，北京外经贸部（现商务部）大楼前的电子屏上跳动着倒计时数字，全国无数外贸企业的办公室里，业务员们攥着计算器核对关税减让表；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商户们围在电视机前，有人兴奋地拍着大腿：“以后报关单上的’配额’俩字要变少了！”这场历时15年的”复关”与”入世”谈判，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的里程碑，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大门，开启了中国外贸跨越式发展的黄金二十年。

一、入世前的中国外贸：在摸索中积蓄力量

要理解入世给中国外贸带来的巨变，首先得回望入世前的起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外贸，更像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田。

1.1从”调剂余缺”到”参与国际分工”的认知转变

1978年，中国外贸总额仅206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比重不足1%，主要出口商品是原油、煤炭、棉花等初级产品和少量轻纺工业品，进口则以钢材、化肥、机械设备为主。那时的外贸更多被视作”调剂国内市场余缺”的手段，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所有进出口业务由13家专业外贸总公司垄断，地方和生产企业连报价单都摸不着。

80年代的外贸体制改革撕开了第一道口子。1984年，外贸经营权下放，生产企业开始直接参与出口；1988年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地方和企业有了创汇留成；1994年汇率并轨，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统一，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汇率双轨制问题。这些改革让外贸从”计划工具”逐渐向”经济引擎”转型。到1990年，中国外贸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1994年突破2000亿美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达到3252亿美元——但这时候的增长更多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政策红利，出口商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机电产品出口占比仅23%，高新技术产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2贸易壁垒下的”成长之痛”

更关键的制约来自外部环境。作为非WTO成员，中国长期受”最惠国待遇年度审议”困扰。以中美贸易为例，1980年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每年需国会审议，企业签单时总担心”明年政策变了怎么办”。1994年《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将审议改为”行政部门审查”，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此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像一堵无形的墙。纺织业是当时中国出口支柱，却受《多种纤维协定》（MFA）严格配额限制。1999年，中国纺织品出口额430亿美元，但其中60%受配额约束，一件衬衫在美国市场的售价能比国内出厂价高10倍，利润却被配额中间商拿走大半。浙江一家服装厂老板曾跟我感慨：“那时候接欧美订单，首先得问有没有配额，有的话利润多5个点，没有的话宁可不做——风险太大。”

技术标准、反倾销调查更是家常便饭。1979年欧共体对中国糖精钠发起首起反倾销调查后，到2001年，中国共遭遇反倾销案件426起，占全球反倾销案件总数的14%，是被调查最多的国家。1996年欧盟对中国彩电征收44.6%的反倾销税，直接导致中国彩电退出欧洲市场长达15年。

二、入世谈判：15年磨一剑的规则对接

从1986年7月10日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申请，到2001年12月11日正式入世，15年谈判历程既是中国与世界规则体系的磨合，更是自我改革的倒逼过程。

2.1谈判桌上的”艰难博弈”

复关谈判初期，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争取权利，但部分缔约方要求中国承担”发达国家义务”。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谈判重心转向”市场经济地位”；1995年WTO取代GATT，谈判从”复关”转为”入世”，美国、欧盟等成员提出更苛刻的开放要求：工业品平均关税从23%降至9.8%，农产品关税从54%降至15.2%；取消所有出口补贴；开放金融、电信、分销等服务贸易领域；接受”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即反倾销调查中使用第三国替代价格）等。

最艰难的是1999年中美谈判。当时美国列出1300多项要求，涉及汽车关税（从80%-100%降至25%）、农产品市场准入（允许小麦、玉米等大宗农产品进口）、电信开放（外资可持股49%）等。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回忆：“最后一轮谈判从11月15日上午9点持续到深夜11点，双方在6个核心问题上反复拉锯，我和龙永图副部长的衬衫都被汗水浸透了。”最终达成的《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为入世扫清了最大障碍。

2.2自我革新的”主动选择”

这些看似”让步”的承诺，本质是中国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战略选择。例如，关税总水平从2001年的15.3%降至2005年的9.8%，其中工业品平均关税从14.8%降至9%，农产品从23.2%降至15.2%——这不仅是履行国际义务，更是倒逼国内产业升级的压力测试。

服务贸易开放承诺更具突破性：允许外资银行入世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