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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昌模式”：广西农村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创新与启示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对畜禽产品的需求持续攀升，推动了畜禽养殖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广西作为我国的畜牧大省，畜禽养殖业在农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2023年，广西猪牛羊禽肉产量达到438.76万吨，同比增长3.2%；禽蛋产量41.02万吨，增长4.4%；牛奶产量17.28万吨，增长9.6%。年末生猪存栏2276.65万头，同比增长0.7%；全年生猪出栏3084.31万头，增长3.8%。然而，畜禽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张，也带来了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大量的畜禽粪便、污水以及恶臭气体等废弃物未经有效处理直接排放，对土壤、水体和空气造成了严重污染，不仅威胁到生态环境安全，也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在广西农村地区，畜禽养殖污染问题尤为突出。许多养殖场缺乏科学规划和环保设施，养殖方式粗放，导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部分养殖场随意排放污水，使得周边水体发黑发臭，富营养化严重，影响了农田灌溉和居民用水安全。一些养殖场的粪便露天堆放，滋生大量蚊蝇，散发刺鼻气味，对周边空气环境造成污染，引发居民的不满和投诉。据相关数据显示，广西畜禽养殖废弃物总量巨大，若不加以有效治理，将对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玉林市容县奇昌种猪养殖有限公司探索出的“奇昌模式”，为广西农村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奇昌模式”采用发酵饲料+高床养猪的方式，发酵料占饲料比例超过30%，同时还用发酵液将猪舍的pH值维持在3-3.5。这种模式不仅疫病防控效果显著，毛猪成本更是低至6元/斤，而且在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实现了养殖与环保的双赢。通过对“奇昌模式”的深入研究，总结其成功经验和可推广之处，对于解决广西农村畜禽养殖污染问题，推动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奇昌模式”的内涵、特点和运行机制，通过实地调研、案例分析等方法，揭示其在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方面的创新点和优势。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广西农村地区推广应用的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模式和政策建议，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为养殖场户提供技术指导和实践参考，促进广西农村畜禽养殖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畜禽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畜禽养殖污染问题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学者围绕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在国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研究起步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美国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法规，如《清洁水法》《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等，对畜禽养殖场的污染排放进行严格限制和监管，同时提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养殖场采用环保技术和设备，实现废弃物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欧盟实施了《水框架指令》《废弃物框架指令》等一系列环保法规，要求养殖场必须配备相应的污染处理设施，并推广生态养殖模式，注重养殖过程中的资源循环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日本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将畜禽粪便用作肥料，实现资源循环利用，通过制定《废弃物处理法》《农业基本法》等法律，规范畜禽养殖废弃物的处理和利用，加强对养殖场的环境监管。在技术方面，国外研发了多种先进的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技术，如厌氧发酵技术、好氧堆肥技术、生物处理技术等，实现了畜禽粪便和污水的有效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国内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研究相对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畜禽养殖污染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污染现状方面，许多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揭示了我国畜禽养殖污染的严重性和普遍性。王方浩等采用排污系数法估算了中国畜禽粪便产生量及环境效应，指出畜禽粪便的大量排放对土壤、水体和空气造成了严重污染。仇焕广等分析了我国畜禽污染现状与治理政策的有效性，认为畜禽养殖污染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污染治理技术方面，国内学者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技术，如沼气池技术、生物处理技术、异位发酵床技术等，并对这些技术的应用效果和推广前景进行了研究。在政策法规方面，我国出台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加强对畜禽养殖污染的防治和监管，但在政策执行力度和监管体系完善方面仍存在不足。

然而，目前对于玉林市容县“奇昌模式”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奇昌模式”作为一种具有创新性的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模式，在疫病防控、成本控制和污染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奇昌模式”的简单介绍和经验总结，缺乏对其内涵、特点、运行机制以及推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