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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事件的历史评价

引言

1915年12月12日，时年57岁的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正式称帝。这场被后世称为“洪宪帝制”的闹剧，仅持续83天便草草收场——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下颁布《撤销帝制令》，宣布“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从民国首任大总统到“洪宪皇帝”，袁世凯的身份转换如同一场荒诞的政治戏剧，却在中国近代史上刻下了深刻的伤痕。百年来，学界对这一事件的评价从“窃国大盗”的定性，到“转型时代的悲剧”的新解，始终是观察中国近代政治变革的重要切口。本文将从事件背景、过程、各方反应、历史影响及多维评价五个维度，还原这场帝制复辟的全貌，并尝试在时代语境中理解其复杂性。

一、事件背景：权力、思想与时代的三重交织

要理解袁世凯为何选择称帝，需将其置于民初政治生态的具体语境中。这场看似“逆历史潮流”的举动，实则是个人权力膨胀、传统政治惯性与共和制度脆弱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1.1袁世凯的权力积累：从“共和卫士”到“实际独裁者”

1912年2月，袁世凯通过南北和谈逼清帝退位，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时的他，被时人视为“治世能臣”：北洋军的实力、与列强的良好关系、调和南北的政治手腕，都让他成为维持国家统一的关键人物。但随着权力巩固，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矛盾逐渐激化。

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但很快被袁世凯镇压。借此机会，袁世凯于1913年10月胁迫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1914年1月，他以“破坏统一”为由解散国会；同年5月，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废除《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改设总统制，规定总统任期10年，可连选连任，继任者由总统提名——至此，袁世凯的权力已远超封建帝王：无需“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包装，却拥有比皇帝更不受制约的行政权。

这种权力膨胀让袁世凯产生了一种错觉：他已掌控了足以支撑任何政治变革的力量。正如其亲信幕僚张一麐后来回忆：“项城（袁世凯）自镇压二次革命后，左右渐有劝进者，以为天下已定于一，皇帝之位可坐而致。”

1.2民初政治的混乱：共和制度的“水土不服”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未能建立起成熟的共和制度。国会内党派林立（国民党、进步党、公民党等），议员们忙于争权夺利，立法效率低下；地方上，革命党控制的省份与北洋系省份矛盾尖锐，“省界”观念甚于“国家”观念；经济上，财政依赖外债（如“善后大借款”），民生凋敝。

这种混乱让部分士绅和官僚产生“共和不如帝制”的倒退思想。杨度在《君宪救国论》中直言：“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这种言论并非个例——当时的《申报》曾做过调查，部分知识精英认为“非有强力权威，不能整合中国”，而袁世凯被视为唯一能担此重任的“强人”。

1.3外部势力的推波助澜：日本的“二十一条”与列强的暧昧

日本对袁世凯称帝的态度尤为关键。1915年1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扩大在华权益。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称帝的支持，选择部分妥协（签订“民四条约”）。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曾暗示：“若大总统实行帝制，日本当以友谊相劝，必不干涉。”

欧美列强则态度暧昧。英国公使朱尔典曾表示：“中国若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因中国民情易安于君主也。”美国虽表面支持共和，但为维护在华利益，对帝制未明确反对。这些外部“认可”让袁世凯误判了国际环境，认为称帝不会招致强烈干涉。

可以说，到1915年时，袁世凯已处于“权力巅峰”：对内掌控军权、行政权，对外获得部分列强默许；而民初政治的混乱与传统帝制思想的残余，又为其提供了“救国需要强人”的舆论土壤。称帝，在他看来或许是“顺势而为”。

二、称帝过程：从“舆论造势”到“闹剧收场”

袁世凯称帝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合法程序”——从筹安会制造舆论，到“国民代表大会”推戴，再到登基筹备，每一步都试图用“民意”包装权力野心。

2.1舆论铺垫：筹安会与“国体讨论”

1915年8月，杨度、孙毓筠等“筹安会六君子”宣布成立“筹安会”，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为名，公开鼓吹帝制。杨度在《君宪救国论》中称：“共和政治，断不能行于中国”，“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

为扩大影响，筹安会组织“公民请愿团”，包括“商会请愿团”“教育请愿团”“妇女请愿团”等，甚至出现“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这些“请愿”多为袁世凯亲信收买或胁迫而成。例如，北京街头的乞丐被每人发铜元一枚，在请愿书上按手印；妓女则由老鸨逼迫“代表”青楼界上书。

2.2“民意”制造：国民代表大会的“全票通过”

1915年10月，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决定由“国民代表”投票决定国体。所谓“国民代表”，实为各省军政长官指定的亲信：江苏代表多为冯国璋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