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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与增效：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行政效率提升的路径探索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动因

在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日益复杂，民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期望不断攀升。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到乡村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分配，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到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障，政府公共服务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众不仅希望政府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务内容，还对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渴望享受到便捷、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

为顺应时代发展和民众需求，我国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致力于从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向以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治理推进为核心的模式转变。服务型政府强调以公民为中心，将满足公民需求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本质在于政府职能的重塑与优化，旨在提高政府的服务效能和社会治理能力，构建更加和谐、稳定、公平的社会环境。

然而，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行政效率低下成为阻碍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一些政府部门存在办事流程繁琐、审批环节过多的问题，导致民众办理事务耗时久、成本高，严重影响了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及时性；部分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对民众诉求响应迟缓，缺乏主动作为和创新精神，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同时，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协作机制不完善，容易出现职能交叉、推诿扯皮现象，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和行政效率的低下。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也削弱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成效，使得提高行政效率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1.2研究价值与实践意义

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提升行政效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关键方面。

提升行政效率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驱动力。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下，政府职能往往侧重于管制与审批，这种模式易导致行政权力过度集中、政府干预过多等问题，阻碍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的释放。而提高行政效率要求政府重新审视自身职能定位，明确权力边界，将不该管、管不好的事务交还给市场和社会，把工作重心聚焦于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核心职能上。以“放管服”改革为例，各地政府大力精简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办事流程，许多事项实现了“网上办”“一次办”，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推动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优化了政府的行政资源配置，提高了行政运行效率，还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更加宽松、公平的环境。

行政效率的提升对增强公共服务能力起着核心支撑作用。高效的行政运作能够确保公共服务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使公共服务更加精准、及时地满足民众需求。在教育领域，政府通过提高行政效率，能够快速调配教育资源，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学校布局，从而提升教育质量，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教育；在医疗领域，高效的行政决策和执行可以加快医疗设施建设，促进医疗人才流动，完善医保体系，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让民众能够及时获得有效的医疗救治。行政效率的提高还能促进公共服务的创新，政府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等，整合公共服务信息，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为民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服务。

行政效率的提升是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保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政府理念、职能、体制机制、管理方式等多方面的变革，而行政效率贯穿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全过程。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来看，其旨在为民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行政效率的提升。只有提高行政效率，才能确保政府各项政策和措施得以快速、有效地实施，使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成果能够及时惠及民众。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来看，许多地方政府在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通过优化行政流程、加强绩效管理、提高人员素质等措施来提升行政效率，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一些城市推行的“一站式”政务服务中心，将多个部门的办事窗口集中在一起，简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极大地方便了民众办事，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有力地推动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程。

二、服务型政府与行政效率的理论阐释

2.1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溯源与内涵解析

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溯源可以追溯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在古希腊时期，公共性理念便已萌芽，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性的动物”，强调人在城邦公共生活中的参与，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这可视为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初源头。到了启蒙运动时期，社会契约论的兴起为服务型政府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思想家认为，政府是人们为了摆脱自然状态下的混乱与恐惧，通过社会契约让渡部分权利而形成的，其权力来源于人民，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