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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致害法律问题剖析与完善路径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野生动物作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以及民众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得到显著改善，许多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例如，野猪在全国31个省份中28个有分布，其中26个省份的857个县（市、区）存在野猪致害，对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且这一趋势日益严重。

野生动物数量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我国生态保护工作的卓越成效，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与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野生动物致害问题。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空间产生了更多的交集，导致野生动物损害农作物、袭击人畜、破坏财产等事件频繁发生。这些事件不仅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直接威胁，也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以2023年为例，全国因野猪破坏而造成的农作物损失就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此外，野生动物的致害行为还引发了民众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若不能妥善解决，将对我国的生态保护事业和社会和谐稳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野生动物致害法律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我国现行的野生动物致害相关法律规定较为分散且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在责任认定、赔偿标准、救济途径等关键问题上缺乏明确且统一的规定，这使得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困难和争议。通过对野生动物致害法律问题的系统研究，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理论体系，为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从现实意义而言，研究野生动物致害法律问题，有助于为解决野生动物致害纠纷提供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和解决方案。明确的法律规定能够使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和救济，从而减少因野生动物致害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同时，完善的法律制度还能够规范政府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和致害处理中的职责和行为，提高管理效率和决策的科学性，进而促进野生动物保护与人类利益的平衡与协调发展。此外，加强对野生动物致害法律问题的研究，也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体现，对于提升我国在国际生态保护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在野生动物致害法律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在责任认定和赔偿机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英国，1971年的《动物法》将动物分为危险与非危险两大类，并依据此分类设置了不同的侵权构成要件，对于危险动物致害规定了更为严格的责任。该法第6条第2款明确规定，危险动物必须符合两项条件：一是在英国本土一般属于非家养动物；二是成年的该动物如不加约束则具有造成严重损害的可能性，或者一旦引起损害则后果可能很严重。根据该法第2条第1款，管理者对危险动物致害需承担责任，只要是危险动物造成的损害，除管理者能证明法定免责事由外，均需担责，原告只需证明损害与危险动物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无需证明被告存在过失。这种分类责任认定方式，在处理野生动物致害问题时，能够依据动物的危险程度进行精准判定，为受害者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法律救济。

德国在野生动物致害问题上，主要依据行政法律《狩猎法》来解决。致害法大师克雷斯蒂安?冯?巴尔在《比较致害行为法》中指出，野生动物所导致的伤害或者损失，不能产生责任问题，因为野生动物在法律上属于国家、地区或者当地政府，虽有所有者，但在法律意义上未被管束。这表明德国将野生动物致害视为一种特殊情况，通过行政法律手段，从野生动物的管理和狩猎规范等方面来处理致害问题，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生态平衡。

在亚洲的日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在民法典中规定了动物的所有者、占有者、管理者对其管束的动物承担致害责任，从而排除了野生动物受民法调整的可能性。这些国家通过明确动物管理者的责任，来解决动物致害问题，但对于野生动物致害，则另寻解决途径，这反映出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法律体系和文化背景，对野生动物致害问题采取了多样化的处理方式。

国内对于野生动物致害法律问题的研究，随着野生动物致害事件的增多而逐渐受到重视。现有研究主要围绕相关法律规定、实践案例分析以及制度完善等方面展开。从法律规定来看，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因保护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这一规定确立了国家对野生动物致害的补偿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具体可行的措施和配套制度，导致受害人往往难以获得应有的救济。多个省份和地区虽出台了相关补偿办法，如云南早在1998年就制定了《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