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治理责任追究.docxVIP

环境污染治理责任追究

一、引言：守护绿水青山的法治之剑

站在城市的高楼远眺，蓝天与雾霾的博弈仍在持续；走进乡村的河道边，曾经清澈的溪水偶尔还泛着浑浊的泡沫。当”生态文明”成为国家战略，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核心命题：谁该为环境破坏买单？谁来扛起治理的责任？环境污染治理责任追究，正是这把悬在破坏者头顶的”法治之剑”——它不仅是对过往损害的惩戒，更是对未来行为的规范；不仅是法律条文的机械执行，更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深度维护。

二、环境污染治理责任追究的法理根基与现实需求

（一）从”谁污染谁治理”到”责任终身追究”：理念的迭代升级

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是我国环境责任制度的起点。它像一根基础准绳，将污染行为与治理义务直接绑定。但随着环境问题的复合化、长期化，单一的”污染者治理”逐渐显露出局限：有的企业因破产无法承担治理成本，有的污染后果在多年后才显现，还有的生态损害涉及多方叠加因素。于是，“责任终身追究制”应运而生——这不是简单的时间延长，而是对环境损害长期性、累积性的深刻认知。就像一位环保老专家说的：“环境账不能算’糊涂账’，今天的破坏可能要子孙来还，责任人必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二）法律体系的”四梁八柱”：从宪法到单行法的立体规制

我国已形成以宪法为根本、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以《民法典》《刑法》《长江保护法》等为支撑的环境责任法律体系。宪法第26条明确”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为所有环境立法奠定基调。《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第68条列举了地方政府负责人的9类追责情形，从”未依法公开环境信息”到”对超标排放监管不力”，织密了行政责任的法网。《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用7个条文专章规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首次确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将赔偿范围从传统的人身财产损失扩展到生态功能损失、修复费用等。《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章节中，“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从”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调整为”严重污染环境”，降低了刑事追责门槛，让”零容忍”有了更锋利的牙齿。

（三）现实倒逼的治理刚需：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问责”的转变

某化工园区曾因长期偷排废水，导致下游村庄癌症发病率异常升高。村民上访十年，企业换了三任老板，污染却像”打地鼠”般反复发作。直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进驻，不仅查封了企业，还对当地环保局长、分管副县长等7名公职人员启动问责程序，这场持续多年的环境之痛才真正画上句号。这样的案例折射出：环境问题往往不是单一主体的”小过错”，而是监管链条的”大漏洞”。据生态环境部统计，近年来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中，涉及地方政府监管失职的占比从12%上升至28%，企业恶意违法的隐蔽性、技术性不断增强，这些都要求责任追究必须从”事后救火”转向”全链条防控”。

三、环境污染治理责任主体的多维解析

（一）政府：守土有责的”第一责任人”

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环境质量负责，这是《环境保护法》的明确要求。但实践中，“重发展轻环保”的政绩观仍有残余。某县级政府为完成招商指标，在未做环评的情况下批准建设皮革产业园，结果园区投产后污水直排，周边10公里内农田绝收。最终，不仅企业被关停，时任县长因”违反生态环境保护法规”被党内严重警告，分管副县长被调离岗位。这起案例揭示了政府责任的两个维度：一是决策责任，包括规划审批、政策制定中的环境考量；二是监管责任，从日常巡查到应急处置的全流程履职。生态环境部的”环保督察+专项约谈”机制，正是通过”督企”与”督政”并重，倒逼地方政府从”GDP挂帅”转向”绿色发展”。

（二）企业：污染者担责的”核心主体”

企业是环境资源的主要使用者，也是污染排放的主要来源。从法律层面看，企业的环境责任包括：合规排放义务（遵守排放标准、总量控制要求）、监测报告义务（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并如实上报数据）、损害修复义务（造成污染后及时采取治理措施）、信息公开义务（向社会公布污染物排放情况）。但总有企业怀着”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侥幸心理：有的通过”昼停夜排”规避监管，有的篡改监测数据制造”达标假象”，有的将危险废物交给无资质的个人处理。2021年某省查处的”跨省倾倒危废案”中，涉事企业为节省处置费，将200吨含重金属的废水交给无业人员，后者直接排入河道，导致下游养殖的鱼类全部死亡。法院最终以”污染环境罪”判处企业负责人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0万元，同时判决企业承担1200万元的生态修复费用。这起案件传递出清晰信号：企业的环境责任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任何偷奸耍滑都可能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

（三）个人：全民共治的”关键一环”

普通公民的环境责任常被忽视，但”勿以恶小为”的破坏行为同样可能构成责任。比如随意丢弃废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