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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货币金融合作的成本洞察与前行之路

合作成果与发展现状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在机构布局方面，中资金融机构积极响应倡议，加快海外布局步伐。截至目前，已有11家中资银行在2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近80家一级机构，业务范围涵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等多个领域，初步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金融服务网络。例如，中国工商银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为当地企业和项目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中国建设银行在伦敦设立了欧洲总部，进一步拓展了其在欧洲地区的业务版图。这些机构的设立，不仅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也促进了当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繁荣。

本币互换合作不断深化，为区域金融稳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国人民银行已与31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超过4.1万亿元人民币。通过本币互换，各国央行可以在必要时相互提供流动性支持，有效降低了汇率风险和融资成本，增强了区域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以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合作为例，自2009年两国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以来，多次续签并扩大互换规模。2024年，中马跨境人民币业务收付金额超3000亿元，在东盟国家中排名第二位，同比增速达29%，双边本币结算业务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入开展。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加速前行，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202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持续增长，人民币在跨境收付中的占比不断提升。陕西跨境人民币实现收付金额1149.27亿元，同比增长16.86%，首次突破千亿元，人民币在本外币跨境收付中的占比为28.76%，较2023年提高3.73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企业开始接受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在柬埔寨，2024年中柬跨境人民币业务收付金额约200亿元，同比增长一倍，人民币在当地的使用场景不断丰富，逐渐被当地企业和居民所认可和接受。

面临的成本类型与挑战

（一）风险成本

在“一带一路”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进程中，风险成本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涵盖了安全、市场、债务等多个关键领域，对合作的顺利推进带来了诸多挑战。

安全风险方面，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冲突时有发生，如中东地区长期的政治动荡、局部战争以及恐怖主义活动频发，不仅严重威胁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使得在该地区开展金融合作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同时，国际贸易投资风险向金融领域的传导日益明显，全球主要经济体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不断出台限制性经济金融法规，这使得中资金融机构在海外开展业务时面临更高的合规成本和运营压力。例如，一些国家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设置了严格的条件，包括资本充足率、业务范围限制等，这无疑增加了中资金融机构进入当地市场的难度和成本。据相关数据显示，部分国家的合规审查流程繁琐，导致金融机构在开展新业务时，审批周期延长了3-6个月，这期间的资金闲置成本以及错失业务机会的成本都不可小觑。

市场风险也给金融合作带来了显著影响。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加剧，欧美主要国家推行“负利率+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全球流动性过剩，“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货币贬值风险加剧。以俄罗斯卢布为例，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以及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双重影响下，卢布汇率多次出现剧烈波动。2020-2022年期间，卢布对美元汇率累计贬值超过30%，这直接导致俄罗斯企业的外债负担加重，许多企业面临着巨大的还款压力，也使得在俄罗斯开展业务的中资金融机构面临着贷款违约风险上升、资产价值缩水等问题。货币贬值还引发了外资流入减缓、资金供应不足等连锁反应，进一步扰乱了当地金融市场秩序，增加了金融合作的市场风险成本。

债务风险同样不容乐观。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使得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违约风险不断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频繁波动，使得许多以大宗商品出口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金融脆弱性暴露无遗。这些国家的偿债能力受到削弱，国别债务违约风险明显增加。例如，阿根廷在过去几年中，由于经济衰退、国际收支失衡等因素，多次出现债务违约危机。2020年，阿根廷政府宣布暂停偿还部分外债，这使得持有阿根廷债券的国际金融机构遭受了重大损失，也给“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中的相关投资和贷款项目带来了潜在的债务违约风险，影响了金融合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协调成本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各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政策法规、监管制度等存在显著差异，这在政策协调、监管协调以及统一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