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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诽谤案件责任划分

引言

当一条“某教师私吞学生班费”的不实信息在家长群里被转发300次，当“某店主售卖假货”的短视频在平台获得10万次播放，当“某职员生活作风不端”的匿名帖子被顶到热搜前三……这些在网络空间中看似平常的信息传播，可能正在撕裂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被孤立的教师、倒闭的店铺、崩溃的职员，甚至有人因此选择结束生命。网络诽谤的杀伤力，因互联网的即时性、扩散性被放大成“数字暴力”。而在这场“暴力”背后，谁该为伤害买单？发布者、转发者、平台方，责任该如何划分？这不仅关系到受害者能否获得救济，更关系到网络空间“言论自由”与“名誉保护”的平衡边界。本文将从法律视角，抽丝剥茧解析网络诽谤案件中的责任划分逻辑。

一、网络诽谤的基本界定：从“线下”到“线上”的延伸与变异

要厘清责任划分，首先需明确“网络诽谤”的法律内涵。根据《民法典》第1024条与《刑法》第246条，诽谤是指以暴力或其他方法（包括信息网络）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与传统诽谤相比，网络诽谤的“网络属性”带来三大特征：

（一）行为载体的虚拟性与传播的失控性

传统诽谤多发生在熟人圈，传播范围有限；而网络诽谤依托社交平台、短视频、论坛等虚拟空间，一条信息可能在数小时内突破地域限制，触达百万用户。例如，某用户在微博发布“某医生收红包”的不实内容，经大V转发后，该医生所在医院的门诊量骤降40%，这种“一传十、十传百”的链式反应，让损害后果远超发布者最初预期。

（二）行为主体的隐蔽性与多元性

网络用户常用昵称、匿名账号发布信息，甚至通过技术手段隐藏IP地址，导致“谁在诽谤”的查明难度增大。更关键的是，除了直接发布者，转发者、评论者、平台方都可能成为“二次加害者”。比如，甲发布虚假信息，乙明知不实仍转发，丙平台未及时删除，三者共同推动了损害扩大。

（三）法律评价的双重性：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的交织

网络诽谤可能同时触及民事与刑事领域。若仅造成名誉贬损（如社会评价降低、精神痛苦），受害者可依据《民法典》主张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若达到“情节严重”（如同一诽谤信息被转发500次以上、造成被害人自残自杀等），则可能构成《刑法》第246条的诽谤罪，需承担刑事责任。这种“违法-犯罪”的梯度，决定了责任划分需区分不同严重程度。

二、责任主体的多元图谱：发布者、传播者、平台方的角色定位

网络诽谤的“链式传播”中，责任主体绝非单一，而是形成“发布者-传播者-平台方”的责任链条。每个主体的行为性质、过错程度不同，责任认定也各有侧重。

（一）直接实施者：发布者的“第一责任”

发布者是捏造并首次散布虚假信息的人，是诽谤行为的源头，通常需承担主要责任。法律对其过错要求最严格——无论是否“明知虚假”，只要客观上实施了捏造并散布行为，且造成损害，就需承担民事责任；若主观上是“故意”（即明知虚假仍发布），且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可能构成诽谤罪。

举个例子：李某因与同事王某竞争升职失败，捏造“王某学历造假”的虚假信息发在公司内部群。王某因此被取消晋升资格，精神抑郁。此时，李某作为发布者，无论其是否“确定王某学历真实”（只要客观上信息虚假），都需向王某承担民事赔偿；若李某是“故意”捏造（如明知王某学历真实仍编造），且该信息在群内被转发超500次或导致王某自残，则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二）推波助澜者：传播者的“过错责任”

传播者是指转发、评论、点赞诽谤信息的用户。与发布者不同，传播者的责任需以“过错”为前提——只有“明知或应知信息虚假”仍传播，才需担责；若仅是“不知情的普通转发”，通常不承担责任。

这里的“明知”较易认定（如传播者与发布者串通、曾被受害者告知信息虚假仍转发）；“应知”则需结合传播者的身份、信息内容的合理性、传播场景等综合判断。例如：

专业领域大V（如法律博主）转发“某律师伪造证据”的信息，若该信息明显违背常识（如无任何证据支撑），大V作为“具有专业认知能力的主体”，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未核实即转发可能被认定为“应知虚假”；

普通用户在朋友圈转发“某邻居偷电动车”的信息，若该信息来自小区群且附“监控视频”（后被证实为伪造），普通用户基于对邻里关系的信任转发，可能被认定为“无过错”，无需担责。

（三）技术服务者：平台方的“注意义务”

网络服务提供者（如微博、抖音、知乎等平台）的责任认定是近年来争议最大的部分。根据《民法典》第1194-1197条，平台的责任遵循“过错责任”原则，即仅在“未履行法定注意义务”时承担责任，具体分两种情形：

“应知”情形下的主动审查义务：若平台对明显违法的诽谤信息“应知”（如信息包含明确辱骂、捏造的事实，或被大量用户投诉），却未主动删除、屏蔽，则需承担连带责任。例如，某平台的“热点话题”板块长期置顶“某明星涉毒”的不实信息，平台作为内容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