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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侦查程序构造理性化重塑研究：基于实践与法治的双重视角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我国刑事诉讼体系中，侦查程序占据着基础性且关键的地位，它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前沿阵地，同时也是保障公民权利、彰显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然而，当前我国侦查程序在实践运行中暴露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权力滥用现象尤为突出。部分侦查机关在行使职权时，缺乏有效约束与监督，导致诸如刑讯逼供、非法搜查、超期羁押等违法侵权行为时有发生。这些行为不仅严重践踏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也对司法公正和法治权威造成了极大损害，使得公众对司法公信力产生质疑。

从人权保障角度来看，侦查程序直接与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安全、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紧密相连。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若侦查权力缺乏合理规制，其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犯。合理的侦查程序构造能够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确保其在面对强大侦查机关时，基本权利得以维护，体现法律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这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于法治建设而言，侦查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理性化直接影响到整个刑事司法体系的公正性和合法性。理性的侦查程序构造能够规范侦查权力运行，使侦查活动在法律框架内有序进行，避免权力的恣意妄为，从而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它是构建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石，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具有深远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侦查程序构造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硕。英美法系国家基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调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平等对抗，注重通过司法审查机制对侦查权进行制约，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例如美国，通过米兰达规则等一系列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获得律师帮助权等，确保其在侦查阶段的合法权益；英国则通过完善的警察行为规制途径，如警察可因犯罪受追诉、公民可对警察提起民事诉讼等，对侦查权进行多维度约束。大陆法系国家秉持职权主义诉讼理念，侦查机关在侦查程序中具有较大权力，但近年来也在不断吸收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加强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如德国逐步强化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参与权。

国内学界对侦查程序构造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我国侦查程序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诸多有价值的观点。有的学者指出我国侦查权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应建立司法审查机制，让法官介入侦查程序，对侦查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有的学者强调要强化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赋予其更多的防御性权利，实现控辩平衡；还有学者关注到侦查程序中律师参与权不足的问题，主张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范围，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

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与空白。在研究深度上，部分研究对侦查程序构造的深层次理论基础挖掘不够，未能充分结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在研究广度上，对于侦查程序与其他诉讼程序的衔接以及侦查程序构造对整个刑事司法体系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全面。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力求突破这些局限，从多维度对我国侦查程序构造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创新性的重塑思路。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我国侦查程序构造问题并提出重塑方案。案例分析法方面，通过收集和分析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一系列典型错案，深入探究侦查程序中存在的权力滥用、证据收集不规范等问题，从真实案例中总结经验教训，为理论研究提供现实依据。比较研究法上，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侦查程序构造进行系统比较，分析不同模式的特点、优势与不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汲取其中有益的经验和做法，为我国侦查程序改革提供借鉴。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多维度提出重塑侦查程序构造的思路。在权力配置维度，主张建立科学合理的侦查权分权制衡机制，打破侦查权过度集中的现状，加强内部监督与制约；在权利保障维度，强调全方位提升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水平，不仅赋予其更多实质性权利，还完善权利救济途径；在程序设计维度，提出优化侦查程序流程，引入司法审查、听证等制度，增强侦查程序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使侦查程序在权力与权利、公正与效率之间实现平衡，从而构建更加理性化的侦查程序构造。

二、侦查程序构造的理论基石

2.1侦查程序构造的内涵

侦查程序构造，是指在侦查程序中，控诉、辩护、裁判三方主体的法律地位以及相互之间形成的关系格局。它是刑事诉讼构造在侦查阶段的具体体现，犹如一座大厦的框架结构，支撑并决定着侦查程序的运行方式和功能实现。

从主体构成来看，控诉方主要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侦查机关担当，其职责是运用法定侦查手段，收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事实，对犯罪嫌疑人提起控诉，代表国家行使追诉犯罪的权力。在各类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通过现场勘查、调查走访、技术侦查等方式，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