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信体制改革对绩效的影响：基于多维度视角的深度剖析.docxVIP

我国电信体制改革对绩效的影响：基于多维度视角的深度剖析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电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回顾我国电信业的发展历程，其从最初的完全垄断逐步走向竞争，历经了多次重大改革。在早期，我国电信业由政府部门直接垄断经营公用电信业，如原邮电部独家掌控。然而，这种政企合一体制下的行政性垄断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国家对资费实施严格管制，使得电信业基本不赢利甚至亏损，电信基础设施及服务短缺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之一；另一方面，公众对电信服务高价低质的状况极为不满。为改变这一局面，1980-1993年，政府开始实施电信管理体制改革并放松价格管制，采取对邮电业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允许邮电部门征收初装费等措施，优惠政策带来了电信业的迅速发展，1979年至1995年，全国邮电通信固定资产投资达2700亿元，其中约1/3来自初装费，1993年全国主线数迅速达到1733万线。

1994年，中国联通公司成立，标志着邮电部独家垄断国内电信市场的局面开始改变，双垄断寡头的竞争使基本电信服务市场效率得到改进，在联通公司进入的移动通信市场，邮电部门大幅降低了入网费和资费。但此时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仍未形成，联通公司与中国电信在资产和营业额上差距巨大。1998年3月，政府机构改革，在原电子部和邮电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随后电信业实现了政企分开。1999年2月，信息产业部决定对中国电信拆分重组，将中国电信的寻呼、卫星和移动业务剥离出去，原中国电信拆分成新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星通信公司等3个公司，寻呼业务并入联通公司。此外，政府又给网通公司、吉通公司和铁通公司颁发了电信运营许可证，国内电信市场初步形成分层竞争格局，但分层市场上垄断力量依然较强，新运营商进入时间较短，电信业的有效竞争局面仍未完全形成。此后，电信业继续深化改革，不断朝着更加开放、竞争的方向发展。

研究我国电信体制改革与绩效的相关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从现实角度来看，深入剖析电信体制改革对绩效的影响，能够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电信产业政策提供有力依据。通过明确改革措施与绩效之间的关联，政府可以精准施策，进一步优化市场竞争环境，提升电信企业的运营效率，从而推动电信业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通信需求。同时，这也有助于电信企业深入理解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根据政策导向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模式，增强市场竞争力。从理论层面而言，丰富了产业经济学和规制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为研究垄断行业改革与绩效关系提供了典型案例，有助于深化对产业组织演变和经济规制理论的认识，为其他行业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电信体制改革的研究起步较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被解体为标志的一轮全球化的电信自由化、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众多学者围绕电信业从垄断走向竞争的改革路径、引入竞争的方式和效果等方面展开研究。在绩效评估方面，国外研究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取得了丰硕成果。20世纪70年代美国管理学家AubreyDaniels首次提出“绩效管理”概念后，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形成了多种绩效评估体系和方法，如平衡计分卡（BSC）从财务指标、顾客满意、内部业务流程以及创新和学习能力等四个角度设计测量指标，用于管理绩效评价；关键绩效指标法（KPI）将企业宏观战略目标层层分解为可操作的战术目标，通过关键指标衡量企业业务状况。在电信业绩效评估上，学者们运用这些方法对电信企业的效率、服务质量等绩效指标进行评估，分析电信体制改革对绩效的影响。

国内学者对电信体制改革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我国电信业改革的历程、政策措施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在绩效评估上，部分学者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等方法对我国电信企业的效率进行评价，分析不同改革阶段电信企业的绩效变化。如有的研究通过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并分析了中国电信业的纯技术效率、配置效率、规模效率、综合规模技术效率以及经济效率。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在研究电信体制改革与绩效相关性时，对于改革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对绩效的影响分析不够深入，大多只关注单一改革政策对绩效的作用。另一方面，现有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还不够完善，未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电信业的绩效，尤其是在反映电信业的创新能力、社会福利等方面存在欠缺。

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综合考虑电信体制改革中规制、竞争、产权等多方面政策的交互作用对绩效的影响，构建更加全面、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不仅涵盖传统的经济指标，还纳入创新能力、社会福利等指标，更全面地分析我国电信体制改革与绩效的相关性，为电信业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