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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荐举制与科举并行机制

一、引言：草原与农耕的制度碰撞中诞生的多元选官体系

站在元上都遗址的断壁残垣前，望着风蚀的青砖与草原的辽阔相接，总能让人想起那个特殊的时代——蒙古铁骑跨越长城，将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这种文明碰撞最直观的体现，莫过于选官制度的多元性。元代既未完全沿用唐宋成熟的科举体系，也未单纯依赖蒙古传统的”根脚”（世袭）制度，而是创造性地形成了荐举制与科举并行的独特机制。这种”两条腿走路”的选官模式，既承载着草原贵族对传统的坚守，又折射出汉法推行者的制度理想，更在实践中深刻影响着元代政治生态的走向。要理解这一机制，我们不妨从两种制度的历史渊源与元代特有的政治土壤说起。

二、元代荐举制：传统与现实需求的双重产物

2.1荐举制的历史脉络与元代的继承发展

荐举作为选官方式，在中国可追溯至先秦”乡举里选”，汉代察举制将其制度化，至唐宋虽科举兴盛，但荐举仍是重要补充。元代荐举制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对中原传统的继承，更是蒙古”官人”传统的延续。蒙古早期实行”万户-千户-百户”的军事封建制，官员选拔依赖贵族推举与大汗任命，这种”推举-任命”的思维，与中原荐举制的”举贤任能”理念不谋而合，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基础。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面对治理庞大帝国的需求，明确提出”得贤者胜，失贤者败”的用人观。至元年间颁布的《选格》中，首次系统规定荐举标准：“举官必择材能，不限南北；举主连坐，以核虚实”。这一诏令既强调荐举的广泛性（不限南北），又通过连坐制（举主若荐人不当需受罚）保障质量，标志着元代荐举制从草原传统向制度化转型。

2.2元代荐举的具体形式与运作流程

若说科举是”标准化考试”，荐举则更像”个性化推荐”，其形式之多样远超今人想象。最常见的是”官员保举”，上至中书省宰执，下至路府州县官，皆有荐举职责。如元成宗时规定，“三品以上官岁举所知二人”，武宗时增至”五品以上官各举所知”，形成”人人有荐举之责”的局面。其次是”地方推举”，由乡老、儒户联名推荐本地德才兼备者，这类推荐往往带有”民意基础”，如元中期著名理学家吴澄，便是由江西行省儒户联名举荐入仕。

还有一类特殊荐举——“征召隐逸”。元代统治者对前朝遗老、山林隐士尤为重视，元世祖曾三次征召金末名士元好问，虽未出仕，但通过这种方式笼络士人之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忽必烈更下诏”遍求天下儒士、医、卜、僧道异能之士”，将荐举范围从传统士大夫扩展至技术人才，体现出草原民族对实用主义的推崇。

运作流程上，荐举需经过”举状-审核-试用-任命”四步。举状是关键，要求举主详细写明被举者的籍贯、德行、才能、过往事迹，甚至需”具保结状”（类似现代推荐信的担保）。审核由吏部与中书省共同负责，重点核查举状真实性与被举者是否符合”德才兼备”标准。审核通过后，被举者通常先任”吏职”（如路府书吏）试用，考察实际办事能力，合格后方可转为正式官员。这种”先试后用”的机制，有效避免了”纸上荐才”的弊端。

2.3荐举制的实际效果与局限性

荐举制在元代前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元初百废待兴，科举长期停摆（1237年窝阔台试士后，直至1313年才恢复科举），官员缺口巨大，全靠荐举填补。如元世祖时期的名相安童（木华黎曾孙），便是由许衡等汉臣荐举，最终成长为”善抚百姓，通达汉法”的治世能臣。再如郭守敬，因张文谦荐举其”巧思绝人，精于历算”，得以主持修订《授时历》，成为一代科学巨匠。

但荐举制的弊端也随时间逐渐显现。首先是”任人唯亲”的风险，蒙古贵族常通过荐举安插子弟，如元顺帝时权相伯颜，曾一次性荐举其族属30余人为官，导致”仕路壅塞”。其次是”举主连坐”执行不严，中后期随着吏治腐败，举主往往”但求数量，不核质量”，甚至出现”以钱买荐”的现象。时人记载：“富者纳赀求举，贫者无门自荐”，可见荐举制在后期已偏离”举贤”初衷。

三、元代科举制：汉法复兴中的艰难破局

3.1科举停废与恢复的政治博弈

元代科举的命运，堪称草原传统与汉法碰撞的缩影。蒙古灭金后，窝阔台汗在1237年曾举行”戊戌选试”，但仅录取4030人，且”中选者多为吏”，未形成制度。此后近80年间（1237-1313），科举处于事实上的停废状态。这背后是蒙古贵族对科举的疑虑：一方面，科举以儒家经典为核心，与蒙古”重根脚、重军功”的传统不符；另一方面，科举录取的汉人儒士可能威胁贵族特权。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是关键转折点。他自幼受汉儒李孟教导，“日以治天下之道为问”，登基后明确提出”设科取士，非欲多得人，盖欲天下之士知有科举之美，而劝学兴行”。1313年（皇庆二年），仁宗颁布《行科举诏》，宣布次年（延祐元年）开科，史称”延祐科举”。这一决策背后是汉法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博弈：以中书平章李孟为首的汉臣力主恢复科举，认为”科举取士，最得人才”；而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