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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市舶司与海外贸易管理制度

引言

若站在泉州港的古码头边，想象八百年前的盛景：满载着瓷器、丝绸的福船正缓缓起锚，船头的罗盘在阳光下泛着银光；来自大食、占城的商队牵着骆驼穿过市舶司的红墙，驼铃与市舶务官的算盘声交织成一片。这不是小说里的虚构场景，而是宋代海外贸易的真实缩影。在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市舶司如同精密运转的齿轮，将中国与三十余国的贸易网络串联起来。它不仅是管理机构，更是那个时代开放包容的见证——今天，我们便沿着历史的脉络，走进宋代市舶司，揭开其与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的神秘面纱。

一、市舶司的设立背景与历史沿革

1.1宋代海外贸易勃兴的土壤

任何制度的诞生都有其时代背景。宋代为何能成为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巅峰？首先是经济基础的支撑：农业上“占城稻”的推广让粮食产量激增，手工业中景德镇的青白瓷、苏州的吴绫、四川的蜀锦等商品不仅满足内需，更具备国际竞争力；其次是技术突破，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萍洲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水密隔舱技术的成熟，让远洋航行从“冒险”变为“常规”；再者是政策导向，宋太祖赵匡胤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这种对海外贸易的重视贯穿两宋。

1.2从市舶使到市舶司的演变

市舶制度并非宋代首创。唐代已在广州设市舶使，由宦官或地方官兼任，但职能较为单一，主要负责征收“舶脚”（即关税）和为皇室采办奢侈品。到了宋代，随着贸易规模扩大，唐式的临时差遣制度已无法适应需求。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平定南汉后，首设广州“市舶司”，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个专管海外贸易的常设机构；太宗端拱二年（989年），杭州、明州（今宁波）设司；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泉州、密州（今山东胶州）加入，形成“广、泉、明、杭、密”五大市舶司格局。

1.3市舶司的职能定位

与唐代市舶使相比，宋代市舶司的职能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单纯的“收税官”，而是集“管理、服务、监督”于一体的综合机构：既要核查商船货物、征收关税（称“抽解”），又要代表朝廷采购珍贵商品（称“博买”），还要为外商提供住宿、解决纠纷，甚至负责“招徕蕃商”——比如派遣官员出海邀请外国商队，或对贡献大的外商授予官职（如大食商人蒲罗辛因贩运乳香价值三十万贯，被授予“承信郎”）。这种“管理+服务”的定位，正是宋代海外贸易繁荣的制度保障。

二、宋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

2.1商船出入港的“全流程管理”

宋代对商船的管理细致到“从启航到回港”的每一步。

出海前：审批与“公凭”制度

商人若要出海，需向所在州的市舶司提交申请，内容包括船主姓名、船员人数、货物清单、目的地（需注明具体国家或港口）。市舶司会派专人核查，确认无“夹带兵器、铜钱”（宋律严禁铜钱外流）后，发放“公凭”（类似现代护照）。《宋会要辑稿》记载，元丰二年（1079年）规定：“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蕃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这意味着商船必须从指定港口出发，否则视为违法。

航行中：“望舶”与“引舶”的协作

当商船接近港口时，市舶司会派“望舶卒”在高处瞭望，确认是中国商船或已登记的外国商船后，通知“引舶卒”驾小船引导进港。这既是为了安全（防止海盗伪装），也是为了确保税收——若商船绕过市舶司私自靠岸，货物会被全部没收，船主还要杖责六十。

回港后：“阅货”与“抽解”的流程

商船靠岸后，市舶司官员需“阅货”：首先封存所有货物，由“行人”（行业专家）评估价值；然后按比例“抽解”（即关税），北宋早期抽解率是“十分抽一”，南宋因财政紧张增至“十分抽二”，对乳香、象牙等贵重商品甚至抽到“十分抽三”。抽解后的货物，一部分由市舶司“博买”（低价收购供朝廷使用），剩余部分才允许商人自行贩卖。

2.2外商管理的“人性化设计”

宋代对外商的管理，既有严格的规范，又充满包容。

居住与交易：蕃坊与蕃市

大食、波斯等国商人因宗教习俗与华人不同，市舶司在港口附近划出“蕃坊”，允许他们自建清真寺、墓地（如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灵山圣墓）。蕃坊设“蕃长”，由外商推举、官府认可，负责管理内部事务。交易则在“蕃市”进行，市舶司派“牙人”（翻译兼中介）协助沟通，避免因语言障碍引发纠纷。

权益保障：法律与抚恤

《宋刑统》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即外商之间的纠纷按其本国习俗处理，外商与华人的纠纷则按宋律裁决。更暖心的是“存恤”制度：若外商在宋身故，市舶司会登记其财产，通知家属认领；若无人认领，暂时保管（《萍洲可谈》载“商舶死者，官籍其赀，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这种对生命财产的尊重，让外商“以宋为家”，泉州的蒲寿庚家族便是典型——其先祖来自阿拉伯，三代在宋经商，最终成为泉州海外贸易的实际管理者。

2.3货物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