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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行辩诉交易的障碍及制度构建研究

1辩诉交易制度概述及其价值

辩诉交易制度，又称诉辩协商机制，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官与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被告人认罪为条件，换取检察官减轻指控、减少指控数量或提出从轻量刑建议的一种司法制度。作为一种协商性司法范式，辩诉交易通过控辩双方的合意取代了对抗性审判，成为许多国家提高司法效率的重要工具。辩诉交易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随着犯罪率上升和司法资源紧张，这一制度逐渐获得法律认可。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此后该制度在美国刑事司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约有90%的刑事案件通过辩诉交易解决。

辩诉交易通常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罪名交易（检察官允许被告人承认较轻的罪名）、罪数交易（在被告人犯有数罪时，仅指控部分罪行）以及量刑交易（检察官承诺建议法院从轻量刑）。这些交易类型都建立在控辩双方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并且最终需要法官审查确认其合法性。辩诉交易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能够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案件处理效率，减轻司法系统负担，同时为被告人提供一种确定性风险控制，避免因正式审判而面临更严厉的刑罚。

从经济学视角看，辩诉交易制度实质上是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方式。美国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曾断言：即使将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比例从目前的90%降到80%，用于正式审判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的投入也要增加一倍。这一判断充分说明了辩诉交易对于维持司法系统正常运转的重要性。在价值层面，辩诉交易体现了司法公正的多元属性，它追求的不是理想的应然公正，而是在现实约束条件下可实现的实然公正，是司法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理性平衡。

表1：辩诉交易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交易类型 核心内容 适用场景 预期效果

罪名交易 以较轻罪名起诉 罪名认定存在模糊地带 减轻犯罪记录后果

罪数交易 减少指控罪项 一人犯有多项罪行 限制数罪并罚的刑期

量刑交易 承诺从轻量刑建议 证据充分且被告人认罪 获得可预见的较轻刑罚

2我国实行辩诉交易的多重障碍

尽管辩诉交易制度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我国引入该制度面临着来自理念、制度、技术和实践层面的多重障碍。这些障碍深刻根植于我国的司法传统、制度结构和文化背景中，构成了辩诉交易本土化的主要挑战。

2.1理念障碍：司法公正观的冲突

我国传统的司法理念强调绝对公正和客观真实，这与辩诉交易蕴含的协商正义观念存在本质冲突。在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中，实体真实原则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即法院有责任查明案件客观事实，确保有罪者受到应有惩罚，无罪者不受追究。这种理念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该条款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一是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而辩诉交易则以司法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在无法获得完美正义的情况下，通过协商达成次优结果。这种观念差异使得辩诉交易在我国容易被理解为对司法公正的折损甚至背叛。

此外，我国社会长期以来秉持着报应刑理念，认为刑罚应当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匹配，即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辩诉交易通过协商减轻刑罚的做法，在公众观念中容易形成用钱买刑、权钱交易的负面印象，可能损害司法公信力。正如学者所言，正义无价，如何上市的责难反映了社会公众对辩诉交易道德合法性的质疑。这种观念上的障碍在现阶段难以通过制度设计完全消除，需要漫长的理论更新和社会认同过程。

2.2制度障碍：诉讼模式与权力配置的制约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具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与辩诉交易赖以生存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在职权主义框架下，法院不仅是中立的裁判者，还承担着查明案件事实的积极责任，这与辩诉交易中法院对协商结果的被动确认角色相矛盾。同时，我国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相对有限，尤其在公诉环节，检察官不具备美国检察官那样广泛的裁量空间，难以独立做出大幅度减轻指控的决定。

在权力配置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强调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协同关系。而辩诉交易制度则建立在检法分权制衡的基础上，要求法院对检察官的交易结果进行司法审查。这种审查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可能面临角色冲突——如果法院过度介入交易过程，将丧失中立地位；如果完全放任，又无法履行法定监督职责。此外，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辩诉交易之间存在张力：在法院判决前，通过利诱促使被告人认罪，实质上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弱化。

另一个重要制度障碍是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具有当事人地位，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包括对判决结果提出异议和上诉的权利。而辩诉交易主要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被害人被边缘化的风险较高，这可能违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保障的严格要求。

2.3技术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