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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

在西方法学发展史上，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是贯穿千年的两大核心思想流派。它们围绕“法律是什么”“法律的正当性来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根本问题展开持续辩论，不仅塑造了不同的法学理论体系，更深刻影响着各国的立法、司法实践与法治理念。自然法学派强调法律应符合“自然理性”与“道德正义”，实证法学派则主张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或“社会事实”，二者的分歧并非简单的对错之争，而是对法律本质的不同认知路径。梳理这两大流派的思想内核与发展脉络，既能深入理解法学理论的演进逻辑，也能为当代法治实践中“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平衡提供思想借鉴。

一、自然法学派：以“自然理性”为核心的正义追求

自然法学派是历史最悠久的法学流派之一，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历经古罗马、中世纪、近代启蒙运动的发展，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该学派的核心主张是：法律并非人为创造的孤立规则，而是源于自然、理性或神意的正义准则，法律的正当性必须以道德为基础，“恶法非法”是其标志性理念。

从思想起源来看，自然法学派的雏形诞生于古希腊。柏拉图提出的“理念法”认为，现实中的法律只是“理念法”（即正义的完美体现）的不完善复制品；亚里士多德则将“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区分，认为自然正义是普遍适用、永恒不变的，约定正义则是人类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的法律。古罗马时期，西塞罗进一步发展自然法思想，提出“自然法是最高的理性，根植于自然，适用于所有人”，这一观点为罗马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后世自然法思想奠定了基础。中世纪时，自然法思想与宗教神学结合，托马斯?阿奎那提出“永恒法（神的理性）—自然法（人的理性对永恒法的理解）—人法（国家制定的法律）”的层级体系，认为人法必须符合自然法与永恒法，否则即为“非正义的法律”，不应被遵守。

近代启蒙运动时期，自然法学派摆脱宗教束缚，进入“古典自然法”阶段，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思想家以“自然状态”“自然权利”为核心，构建新的自然法理论：霍布斯认为自然法是“使人趋向和平的理性准则”，通过社会契约建立国家与法律，目的是保护人的生命权；洛克强调自然法赋予人“生命、自由、财产”三大自然权利，法律的目的是保护这些权利，若政府制定的法律侵犯自然权利，人民有权推翻政府；卢梭则提出“公意”理论，认为法律是“公意的体现”，必须符合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与正义诉求。这一时期的自然法思想，直接推动了《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等重要法律文献的诞生，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理念融入现代法治体系。

自然法学派的核心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割性，认为法律必须符合道德正义，违背道德的“恶法”不具备真正的法律效力；二是法律的普遍性与永恒性，认为自然法是超越时空的普遍准则，适用于所有理性人；三是强调人的自然权利，将保护个体权利视为法律的根本目的。在司法实践中，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常被用于对法律的“价值判断”，例如当法律条文与公平正义原则冲突时，法官可依据自然法理念进行解释或规避，以实现实质正义。

二、实证法学派：以“社会事实”为基础的法律认知

实证法学派兴起于19世纪，是对自然法学派“法律与道德混同”的反思与批判，主张将法律与道德严格区分，认为法律的本质是“人类社会的实在规则”，而非抽象的正义理念，“恶法亦法”是其与自然法学派的核心分歧。该学派注重对法律的形式、结构、效力进行实证分析，而非价值判断，推动了法学研究的“科学化”与“专业化”。

实证法学派的形成与近代社会的理性化趋势密切相关。19世纪初，英国法学家边沁与奥斯丁率先提出“法律实证主义”思想，边沁区分“应然的法律”（符合道德的理想法律）与“实然的法律”（实际存在的法律），主张法学研究应聚焦“实然的法律”，而非对法律进行道德评价；奥斯丁则进一步提出“法律命令说”，认为法律是“主权者对臣民发布的以制裁为后盾的命令”，法律的效力来源于主权者的权威，与道德善恶无关。这一观点将法律简化为“命令—制裁”的结构，强调法律的形式特征，而非价值内涵。

20世纪以来，实证法学派发展出多个分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分析实证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分析实证主义以英国法学家哈特为代表，批判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过于简单，提出“法律规则说”，认为法律是由“主要规则”（规定权利义务的规则）与“次要规则”（规定规则的制定、修改、适用的规则）构成的规则体系，法律的效力来源于“社会承认规则”（即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权威标准）。哈特虽仍主张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但承认“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如保护生命、禁止暴力）是法律存在的必要条件，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实证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的对立。法律现实主义则以美国法学家霍姆斯、卡多佐为代表，更注重法律的“实际运行”而非“纸面规则”，认为法律的本质是“法官的判决”，而非立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