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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赋役制度与国家财政关系

引言

站在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的夯土台上，脚下的每一粒尘土都沉淀着两千年的历史重量。当我们翻开《汉书·食货志》，“赋役”二字反复出现，如同一条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汉代的农田耕作、市井交易、边塞烽烟与宫廷朝会。这个被司马迁称为”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制度，不仅是普通百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背后的生存压力，更是支撑大汉帝国开疆拓土、制礼作乐的经济命脉。本文将沿着这条线索，深入解析汉代赋役制度如何与国家财政同频共振，在轻与重、收与支、稳与变的博弈中，书写出一部生动的帝国财政史。

一、汉代赋役制度的构成与演变：从”与民休息”到”多事四夷”的制度轨迹

1.1基础框架：赋、役二分下的多元体系

汉代赋役制度的核心可概括为”赋以钱谷，役以人力”，具体分为两大板块：赋税与徭役。赋税又细分为田租（土地税）、口赋（人头税）、算赋（成年人口税）、更赋（代役钱）等；徭役则包括更卒（地方劳役）、正卒（兵役）、戍卒（边防守卫）三种基本类型。这种”土地+人头+代役”的复合结构，既体现了对农业经济的依赖（田租为基），又通过人口控制扩大了征纳范围（口赋、算赋），更以货币化手段灵活调节劳动力（更赋），形成了古代社会少有的立体征纳网络。

以田租为例，这是最古老的赋税形式，自战国”初税亩”延续而来。汉初田租定为”十五税一”（即产量的1/15），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两次下诏”赐天下民租之半”，实际执行”三十税一”，景帝时正式定为常制。这种轻田租政策，与当时”户口可得而数者才十二三”的凋敝局面直接相关——高祖刘邦路过曲逆县，见”城郭犹存，可四五万户”，竟”大惊”，可见秦末战乱后人口锐减之严重。轻田租本质上是政府与民”共渡难关”的策略。

1.2阶段演变：从”无为而治”到”积极扩张”的制度调整

汉代赋役制度并非一成不变，其演变与国势兴衰紧密相连，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高祖至文景）：“与民休息”下的轻徭薄赋。高祖刘邦吸取秦亡教训，“约法省禁，轻田租”，田租十五税一，算赋定为每人每年120钱（“一算”），口赋（针对7-14岁未成年人）最初为20钱。徭役方面，更卒每年服役1个月，但允许”践更”（出钱雇人代役），实际负担较秦代”力役三十倍于古”有根本转变。文景时期将田租减至三十税一，文帝甚至两次”除民田之租税”（前167年、前156年），形成”海内殷富，粟至十余钱”的治世局面。

第二阶段（武帝时期）：“多事四夷”下的赋役膨胀。汉武帝开疆拓土，北击匈奴、南征百越、通西域、修水利，财政支出剧增。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元朔年间对匈奴作战”岁费数十巨万”，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漠北之战”官负马少，乃令民出马”，甚至”税民车船，令算缗”。田租虽仍三十税一，但新增”马口钱”（按养马数量征税）、“算缗钱”（对商人财产征税），口赋起征年龄提前至3岁，税额增至23钱（其中2钱为”车骑马”专项税）。更赋标准从每人每年300钱涨至500钱，还出现”过更”（超出正常役期的代役钱）。这些调整虽支撑了帝国扩张，但也导致”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的社会矛盾。

第三阶段（昭宣至东汉）：“中兴调整”下的制度纠偏。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贤良文学痛陈”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最终罢除酒榷，部分恢复轻税。宣帝时期”减天下口钱”“复租赋”，并明确”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东汉光武帝推行”度田”（清查土地人口），虽因豪强抵制未能彻底，但将更卒服役期减为”每岁不过三日”（实际为轮流服役），算赋、口赋恢复汉初标准。这种调整使”百姓安土，岁数丰穰”，史称”昭宣中兴”与”光武中兴”。

二、赋役征收与财政收入：从”颗粒归仓”到”钱谷并用”的财富流动

2.1田租：农业社会的”压舱石”收入

汉代财政以农为本，田租作为”土地之赋”，始终是财政收入的基础。据估算，西汉末全国耕地约8亿亩（《汉书·地理志》载”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按平均亩产1石（约120斤）、三十税一计算，每年田租收入约2666万石。这些粮食除部分用于官俸（西汉万石官月俸350石，百石官月俸16石）、军粮（边军每人每月需粮2石）外，大部分存入郡国常平仓，用于平抑粮价、灾年赈济。例如宣帝五凤四年（前54年），大司农耿寿昌建议”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正是依托田租积累的粮食储备。

田租的征收方式体现了古代社会的技术局限。每年秋收后，乡官”啬夫”带领”田典”逐户查勘产量，“以律程作”（按法定标准评估），然后登记”租挈”（租税簿册）。农民将粮食运至”都仓”或”乡仓”，由”仓啬夫”验收，记录”入仓簿”。遇到灾年，地方官需”案行灾伤”，如实上报”灾伤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