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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商税制度的转型

一、引言：从”农本商末”到”农商并重”的历史转折

站在西安的唐长安城遗址上，望着朱雀大街残留的夯土基址，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东市西市的喧嚣、胡商驼队的铃声、波斯银币与开元通宝的碰撞，构成了盛唐商业的生动图景。但在这些表象之下，唐代的商税制度仍带着明显的”农业文明”印记——商税不过是国家财政的补充，征税范围有限，管理体系松散。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三百多年后的北宋汴京，情况已截然不同：《清明上河图》里虹桥上下的商铺林立，《东京梦华录》中”通晓不绝”的夜市，背后是一套精密复杂的商税征收体系，商税收入甚至超过了传统的田赋，成为国家财政的支柱。

这种从”补充税”到”主体税”的转变，绝非偶然的经济现象，而是中国古代财政制度史、商业文明史乃至社会结构史的重要转折点。本文将沿着历史的脉络，梳理唐宋商税制度转型的内在逻辑，剖析转型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感受制度变革背后的经济脉动与社会温度。

二、唐代商税制度的基本形态：从”轻商”到”被动应对”的初始状态

2.1初唐：“重农抑商”传统下的商税雏形

唐高祖李渊在武德七年（624年）颁布的《赋役令》中，明确将”租庸调”作为核心税制，田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此时的商税尚处于”非正式”阶段，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关市税，即对通过关津的货物和市场交易的商品征税。《唐六典·太府寺》记载，当时”凡关呵而不征”，即关卡主要负责稽查而非征税；市税则由市令征收，税率”四取其一”（25%），但实际执行中多为”三十税一”（约3.3%）。二是对特定商品的课税，如武德年间对盐、铁实行”官营为主，民营征税”的政策，但税率极低，更多是象征性管理。

这种轻商税的背后，是初唐”农本商末”的治国理念。唐太宗曾对大臣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务农》）在统治者眼中，商业不过是农业的补充，商税自然不能动摇田赋的根本地位。

2.2中晚唐：财政危机下的商税扩张

安史之乱（755-763年）成为唐代商税制度的转折点。战争导致北方经济崩溃，“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郭子仪传》）。据《通典》记载，至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全国税户仅380万，不足天宝年间的三分之一。为填补财政缺口，唐政府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商业领域。

首先是”除陌钱”的开征。建中四年（783年），德宗采纳赵赞建议，对市场交易征收”除陌钱”：现钱交易每贯（1000文）征税50文（5%），以物易物则折钱计税；隐瞒交易额者，每一贯罚二贯。此税一出，“怨讟之声，嚣然满于天下”（《旧唐书·食货志》），甚至引发长安商民罢市抗议。其次是茶税的制度化。贞元九年（793年），张滂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旧唐书·德宗纪》），茶税年收入达40万贯，成为继盐税之后又一重要商税。此外，酒税、矿税、市舶税（对广州等地海外贸易征税）也逐渐规范化。

这一阶段的商税扩张带有明显的”被动应对”特征：税目设置随意，税率波动大（如除陌钱曾因民怨从5%降至2%）；征收手段粗暴，常以”借商”“率贷”等名义强制摊派；管理体系混乱，中央与地方争夺税权（如盐税曾由度支使、盐铁使、州府多头管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举措打破了”重农抑商”的制度惯性，为宋代商税制度的转型埋下了伏笔。

三、唐宋之际的转型动因：经济、政治与社会的三重推力

3.1经济基础：商品经济的突破性发展

从晚唐到北宋，中国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方面，占城稻的推广、曲辕犁的普及、梯田的开发，使粮食产量大幅提升，“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在宋代广为流传。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加，为商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手工业方面，纺织业（尤其是棉纺织）、制瓷业（五大名窑）、冶铁业（北宋铁产量达12.5万吨，远超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的专业化程度显著提高，出现了”机户”“窑户”等专业生产者，产品大量进入流通领域。

商业网络的扩展更为关键。唐代”日中为市”的坊市制逐渐瓦解，宋代形成了”草市—镇市—州县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的多层级市场体系。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全国商税场务（征税机构）达1993个，覆盖从汴京到偏远乡村的各个层级。海外贸易也呈现爆发式增长，北宋中期市舶司年收入达110万贯，占财政总收入的2%以上（晚唐仅0.5%）。

3.2政治需求：中央集权与财政压力的双重驱动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建立了”强干弱枝”的中央集权体制。为防止地方割据，宋代实行”财权集中”政策，规定地方财政除必要开支外，“悉辇送京师”（《宋史·食货志》）。这种体制对中央财政提出了更高要求：北宋初期禁军19.3万，中期增至82.6万，养兵费用占财政支出的60%以上；官僚队伍膨胀，真宗景德年间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