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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阻碍民事诉权行使的因素及其对策

一、引言

民事诉权，作为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核心权利，是连接实体权益与程序保障的桥梁。从理论层面而言，民事诉权是当事人基于民事纠纷的发生，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纠纷或保护民事权益的权利，它不仅蕴含着人权属性，具有道德性与普遍性，更是实现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基石，是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逻辑起点与核心。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诉权的概念起源于罗马法关于诉的相关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进步，逐渐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并被广泛认可和尊重，在现代社会更是得到了全面和完善的保障。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诉权行使却面临着重重阻碍。这些阻碍既涵盖了制度性的壁垒，如管辖制度的不合理、立案登记制在实际操作中的偏差；也涉及司法运作层面，包括司法人员的专业素养与职业操守参差不齐、司法效率低下导致诉讼拖延；还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例如民众法律意识淡薄、诉讼成本过高使部分当事人望而却步，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干扰司法公正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严重制约了当事人诉权的有效行使，使得民事纠纷无法得到及时、公正的解决，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本文将从多维视角深入剖析阻碍民事诉权行使的关键因素，并紧密结合我国司法改革实践，提出系统性的对策建议，旨在为完善诉权保障机制提供坚实的理论参考，促进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提升，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阻碍民事诉权行使的核心因素分析

（一）制度性障碍：起诉条件与程序设计的局限

我国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所确立的扁平化起诉条件，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起诉难”现象。这一时期的起诉条件未能充分考虑到当事人诉权的本质属性，将过多的实体审查因素前置到起诉环节，使得当事人在提起诉讼时面临重重困难，严重动摇了起诉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的地位。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和对诉权理论认识的深化，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立案登记制改革，旨在重塑起诉条件体系。此次改革将起诉条件划分为“行为成立要件—起诉权构成要件—判决请求权要件—胜诉权要件”的阶层化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从理论上明确了不同阶段诉权的构成要素，在实践中为降低起诉门槛、保障当事人诉权提供了制度基础。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效果并未完全达到预期。部分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形式审查”标准的把握存在较大差异。一些法院未能准确理解立案登记制的核心要义，仍然习惯于对案件进行实质审查，将胜诉可能性等实体因素纳入立案审查的范畴。例如，在一些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法院要求当事人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以及还款的可能性，甚至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深入审查，这种过度审查的行为实质上将立案门槛抬高，违背了立案登记制“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初衷，使得当事人的诉权在立案阶段就受到了不合理的限制。

对于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裁定，当事人目前仅能通过上诉这一途径进行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救济机制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一方面，存在部分法院口头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情况，这种口头裁定缺乏书面记录，当事人难以获取有效的上诉依据，导致其上诉权利无法行使。另一方面，即使法院作出了书面裁定，也存在未依法送达的情形，使得当事人因未能及时知晓裁定内容而错过上诉期限，陷入“救济真空”状态。例如，在某些基层法院，对于一些简单的民事案件，法院工作人员可能仅通过电话告知当事人不予立案的结果，而未出具书面裁定，或者虽然出具了书面裁定，但未按照法定程序送达给当事人，这使得当事人在面对不公裁定时，无法通过正常的上诉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形成了事实上的“一审终审”，严重阻碍了诉权的有效行使。

（二）司法实践困境：权力运作与资源配置的制约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民事纠纷日益增多，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在这种背景下，部分法院为了应对案件数量的压力，控制收案规模，采取了一些不当的做法。例如，通过“立案调解”的方式，将本应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长时间滞留在立案阶段，以调解的名义延缓立案；或者利用“诉前分流”等手段，将案件引导至其他非诉讼解决途径，而这些途径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和保障，导致当事人的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

在处理群体性案件和敏感案件时，部分法院更是设置了隐形的受理门槛。这些案件由于涉及人数众多、社会影响较大，法院可能出于维护社会稳定、避免舆论压力等因素的考虑，对案件的受理持谨慎态度。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但从法律角度来看，却违背了司法程序的被动性原则，剥夺了当事人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权利，压缩了当事人诉权的行使空间。

法官在民事诉讼中拥有一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