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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色目人政治地位研究

引言

若将元朝历史比作一幅斑驳的织锦，色目人无疑是其中最醒目的丝线之一。这个被蒙古统治者以“各色名目”笼统概括的群体，涵盖了来自西域、中亚乃至东欧的众多民族，从畏兀儿、回回、唐兀到吐蕃、康里、阿速，他们语言不同、信仰各异，却在13至14世纪的东亚大陆上，共同书写了一段独特的政治参与史。学界常言“元代政治看色目”，并非虚言——从忽必烈的“理财能臣”阿合马，到云南行省的“治滇名臣”赛典赤·赡思丁；从中央的中书省平章政事，到地方的路府州县达鲁花赤，色目人以超越其人口比例的政治影响力，深刻塑造了元朝的统治格局。本文将以“政治地位”为核心，从概念界定、表现形态、成因分析到历史评价，层层剥开这一群体在元代政治舞台上的真实面貌。

一、色目人的概念界定与历史背景

要理解色目人的政治地位，首先需明确“色目”一词的内涵。“色目”二字，在《元典章》《元史》等史料中常与“诸色目人”“各目人”并称，直译即“各等类别之人”。这一称谓的出现，本质上是蒙古统治者对被征服民族的分类管理策略。不同于汉人、南人的“同源性”，色目人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共同体”：他们可能来自波斯、阿拉伯、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西夏故地（今宁夏、甘肃）等不同地域，信仰伊斯兰教、佛教、景教或摩尼教，语言分属突厥语系、伊朗语系等，但在蒙古“四等人制”（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框架下，被统一划归为第二等级，成为统治者依赖的“中间阶层”。

色目人的崛起，与蒙古帝国的扩张轨迹密不可分。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蒙古骑兵的铁蹄先后踏破西辽、花剌子模、西夏等政权，大量西域工匠、商人、学者、官员随之进入蒙古统治体系。这些人往往具备蒙古人缺乏的技能：畏兀儿人精通文字（蒙古文字即脱胎于畏兀儿文），回回人擅长理财与商业，唐兀（西夏遗民）熟悉农耕区治理。正如《黑鞑事略》所言：“鞑主（蒙古统治者）于汉人，任之者未必重；于回回，任之者未必亲；惟于河西（唐兀），则亲而任之。”这种“技能依赖”，为色目人进入权力核心埋下了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色目人的内部差异极大。以入元时间论，较早归附的畏兀儿人（如高昌亦都护家族）在政治上更受信任；以职业论，商人出身的回回人多掌财政，学者型的吐蕃僧人（如八思巴）则参与宗教管理。这种“分层性”决定了色目人政治地位的复杂性——他们并非一个利益完全一致的群体，而是因背景、技能不同，在权力网络中占据不同位置。

二、色目人政治地位的具体表现

（一）入仕途径：多元通道下的广泛参与

与汉人主要依赖科举入仕不同，色目人的入仕途径呈现鲜明的“多元性”，这既是蒙古“重实用轻出身”传统的体现，也反映了色目人自身的技能优势。

其一，“怯薛（宿卫）入仕”是色目人进入高层的关键通道。怯薛作为蒙古大汗的亲卫军，兼具“宫廷服务”与“储备官员”的双重功能。许多色目贵族子弟因祖辈随征有功，得以进入怯薛，随后出职为中央或地方要员。例如，康里人阿沙不花14岁入怯薛，后历任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畏兀儿人廉希宪（布鲁海牙之子）因“善国语（蒙古语）”被忽必烈召入怯薛，最终官至平章政事。

其二，“荐举与世袭”是中下层色目官员的主要来源。蒙古统治者对具备特殊技能者（如译史、通事、医官）常直接任命，而色目人因语言优势（多通蒙古语、波斯语、汉语），在这类职位中占比极高。《元史·百官志》载，元廷各部门“回回译史”“畏兀儿必阇赤（文书官）”几乎成为标配。此外，色目世官家族（如赛典赤家族、阿合马家族）通过“袭职”制度，长期垄断地方要职，云南赛典赤家族甚至延续至元末。

其三，“科举入仕”虽非主流，但为部分色目士人提供了上升通道。元仁宗恢复科举（1313年）后，色目人被单独设科，录取比例高于汉人（每科取士100人，蒙古、色目各25人，汉人、南人各25人）。例如，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榜中，色目人占比达30%，其中不乏伯颜（哈剌鲁人）、泰不华（伯牙吾台人）等后来官至行省长官的人物。

（二）官职分布：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渗透

色目人的政治影响力，最直观地体现在对关键职位的占据上。据学者统计，《元史》有传的1200余名官员中，色目人占比约22%，远超其人口比例（元代色目人总数约占全国人口3%-5%）。具体来看：

在中央层面，色目人广泛参与中书省（行政）、枢密院（军事）、御史台（监察）三大核心机构。例如，忽必烈时期的中书省平章政事中，阿合马（回回）、桑哥（畏兀儿）、赛典赤·赡思丁（回回）均曾长期任职；元成宗时期，康里人脱脱任御史大夫，掌监察重权。值得注意的是，色目人较少担任“丞相”这一最高行政长官（元代丞相多为蒙古勋贵），但通过“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等副职，实际掌握了行政运作的实权。

在地方层面，色目人是行省与路府州县的重要管理者。元朝设11个行中书省，其长官“平章政事”中约30%为色目人；路级行政单位的“达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