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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责任保险制度的司法适用研究

引言

在车间机器的轰鸣声里，在建筑工地上的脚手架间，在快递小哥穿梭的街巷中，劳动者用汗水甚至是健康为社会创造价值。当意外降临，一只被机器卷伤的手、一次从高处跌落的冲击、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不仅打乱了个人生活的节奏，更考验着社会对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温度。工伤责任保险制度，正是这张社会保障网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不仅承载着对受伤劳动者的经济补偿功能，更通过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传递着”劳动者权益优先保护”的社会价值导向。然而，从立法文本到个案裁判，这看似清晰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却常因劳动关系认定模糊、“三工”标准适用争议、特殊用工形态冲击等问题陷入困境。本文将围绕这些司法适用中的核心矛盾，结合典型案例与实务经验，展开深入探讨。

一、工伤责任保险制度的基础认知与立法沿革

要理解司法适用中的难点，首先需要回溯制度的核心逻辑与发展脉络。工伤责任保险制度的本质，是通过社会化风险分担机制，将劳动者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风险，从用人单位转移至工伤保险基金，既保障劳动者及时获得救治与补偿，又避免用人单位因重大工伤事故陷入经营危机。这一制度的建立，体现了现代社会对”工业伤害”的集体责任承担，与传统的侵权损害赔偿相比，更强调”无过错补偿”原则——即无论用人单位或劳动者对工伤事故是否存在过错，只要符合法定情形，劳动者即可获得工伤保险待遇。

我国工伤责任保险制度的立法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劳动保险条例》为标志，确立了企业承担工伤赔偿的基本框架；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出台，开始探索工伤保险的社会化统筹；第三阶段是2004年《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后经2010年修订），正式构建起”用人单位缴费、基金统筹、社会化管理”的现代工伤保险制度体系。近年来，针对新业态用工、超龄劳动者等特殊群体的保障需求，人社部陆续出台《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不断扩展制度的覆盖范围。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制度的立法理念始终围绕”倾斜保护劳动者”展开。例如《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将”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简称”三工”原则）作为工伤认定的核心标准，同时第十五条规定了”视同工伤”的特殊情形（如在工作时间和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第十六条则严格限定了”不得认定为工伤”的例外情形（仅包括故意犯罪、醉酒或吸毒、自残或自杀）。这些条款共同构建了”宽认定、严排除”的立法基调，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基本指引。

二、司法适用中的核心争议与实务困境

尽管立法框架已相对完善，但具体到个案裁判时，法官仍需面对大量需要自由裁量的”模糊地带”。这些争议点不仅涉及法律条文的解释，更涉及对”劳动者权益保护”与”用人单位责任平衡”的价值判断。结合笔者参与多起工伤认定行政诉讼案件的观察，当前司法适用中的核心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劳动关系认定：工伤保障的”入门门槛”

工伤保险责任的前提是存在劳动关系，这是司法实践中最基础却最易引发争议的问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这里的”职工”或”雇工”，均以劳动关系存在为前提。但在现实中，以下两类情形常导致劳动关系认定困难：

第一类是”形式合法、实质从属性”的用工。例如，部分建筑企业为规避用工责任，将工程层层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俗称”包工头”），包工头招用的劳动者与建筑企业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此时，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但司法实践中，对于”用工主体责任”是否等同于”劳动关系”存在分歧。有的法院认为，这种责任仅指工伤保险责任，不必然认定存在劳动关系；有的法院则认为，既然法律规定由发包方承担责任，就应推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劳动者能否通过工伤途径获得赔偿，还是只能通过人身损害赔偿主张权利（后者举证难度更大、赔偿标准更低）。

第二类是新业态用工中的”去劳动关系化”现象。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平台企业之间常签订”合作协议”“承揽合同”，名义上是”独立经营者”，但实际上需遵守平台的考勤规则、服务标准、收入分配制度，具有明显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例如，某外卖骑手因交通事故受伤后，平台以”双方是合作关系”为由拒绝申请工伤认定。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