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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简“”字及相关诸字考辨

楚简“”字及相关诸字考辨李运富我们在《楚简“”字及相关诸字考释评议》一文中介绍和评论了八种有代表性的意见，这些意见虽然都或多或少存在疑问，但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线索和有用的材料，使我们有可能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衡量，综合取舍，提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处置方案。为了便于行文指称和便于对照原形，我们把前文归纳的14组字形复制在下面：相关的未确释字1、辛——五行2、水+[辛+水]——五行性自命出3、业+攴——、语丛四4、[业+攴]+米——包山5、言+菐——包山五行穷达以时语丛一6、菐+戈——性自命出7、菐+刀——包山8、口+[菐+戈]——成之闻之尊德义9、心+[菐+戈]——性自命出相关的已确释字10、菐+臣——包山老甲语丛二11、[菐+臣]+木——老甲12、邑+菐——包山13、糸+菐——包山14、金+菐——包山上述各字中所包含的那个上部作三点竖或四点竖的近似形体，统一用“D”来表示。我们认为，无论是对这些字形的认同还是别异，都必须联系所有相关的字形作总体分析，用系统论的原则和方法来处理其中的子项关系。如果把楚简中从“D”的字当作一个总体来观察的话，会发现其中的个体有的可以认同，有的应当区分，就是说“D”可能不只一个来源，而是属于不同的字源系统。这样考虑问题的话，我们就不会被一种思路所局限，从而便于吸收各家合理的部分，对不同的字源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我们的初步想法是：《五行》中两个独用的“D”可以看作“辛”的变体，借用为“辨”。刘钊先生、董莲池先生、许学仁先生都指出[i]，古文字中的“辛”或与“辛”类似的形体有时可以在上面加饰笔而演变为“丵”，如《金文编》526页“宰”字所从“辛”作“”，而小篆的“凿”原来也是从“辛”的。同时，许学仁还指出，古文字中的“辛”也可以在下面的竖画上加斜笔而类同刀形，如《古玺文编》1248号“”字，又如魏三体石经《尚书·无逸》古文“罪”所从“辛”作“”，还有《汗简》、《古文四声韵》中的“辛”字及偏旁“辛”许多也是下面作刀形，其实并非“辛”字从“刀”，也不是像董莲池分析的那样从“人”，只是原来的竖画稍斜，再加上一装饰性的斜笔就变成了既像“刀”又像“人”的形状。设想一下，如果在演变成“X1”形的“辛”字下面也加上一个斜笔呢，那不正好就是第1组即《五行》中的“”吗！所以我们认为《五行》中两个独用的“D”应该是“辛”字的变体。《五行》的“辛”马王堆帛书有异文作“辩”，董莲池、许学仁二先生都认为是“辩”字之省，其实也可以看作“辩”或“辨”的借字。因为我们尚未发现战国以前有“辩”字或“辡”字，唯一可依据的材料是《古文四声韵》引古《老子》有从言从辛的“辩”字，这个“辩”字应该分析为从“言”“辛”声，借声符字代替谐声字，是战国文本用字的普遍现象，如用“谷”为“欲”、用“者”为“诸”等，所以“辛”可以用为“言+辛”或“辨”。楚简中从“言”从“D”的字之所以不释作“辩”，是因为那些“D”跟《五行》的“D”不一样，它们的上部虽然可以跟“辛”字变体的上部认同，而下部所从的“人”形是分离的，并且一般写作“又”，还有从“廾”从“大”的写法，这些写法都是难以归纳到“辛”的形体系统中的，所以“言+D”的“D”并非来源于“辛”。可以释作“浅”的那个字中的“D”或从“辛”省，或从“辛”省从“水”。上面已经说过，“辛”字及类似形体可以变体为“X1”或“X2”，所以我们同意刘钊先生把《古玺汇编》3982号的“”字释作“浅”，这个字的左部就是变体的“辛”字，全字从水辛声，应该是“浅”的异体字。而楚文字中“辛”类的这种变体作构件时都简省作“”或“”，故第2组郭店简《性自命出》的“”是“浅泽”的合文，上部的“浅”字就从“水”从简省的“辛”声。同组《五行》中作“浅”讲的“”，其右边的“D”上面是简省的声旁“辛”，下面又再从“水”，可以看作义符累增，犹“州”之作“洲”、“然”之作“燃”，所以是“浅”字的另一个异体。刘钊先生认为楚简的“D”都是“辛”的变体，而《五行》两个“浅”中的“D”写法不同是因为辛字“所从的一竖笔两侧向上的斜笔因笔画割裂的原因个别的变成了点”。我们不同意其它字中的“D”也是“辛”的说法，理由已见前文。至于《五行》“浅”字的“D”也不等于“辛”，而是上“辛”下“水”，所谓“笔画割裂”比较勉强，因为从楚简其它“D”字可以看出，“”形就相当于“辛”形，是独立的部分，跟它下面的形体不是连着的整体。如果“浅”字右边的“D”真是“辛”字“两侧向上斜笔”的割裂，那就应该像“X1”“X2”及“”中的“辛”那样，在割裂的四竖点之上与两横点之下不应该有一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