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田产兼并与土地政策调整.docxVIP

宋代田产兼并与土地政策调整

引言

站在杭州西湖边的断桥上远眺，宋代的湖光山色似乎并未褪色，但湖岸的田垄间，却藏着一段关于土地与民生的深刻历史。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最繁荣的王朝之一，宋代的“积贫积弱”常被后世讨论，而这一矛盾的核心，恰与土地问题紧密相关。从北宋初年“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宽松政策，到南宋“经界法”的反复推行；从官僚地主“田连阡陌”的豪阔，到自耕农“卖田输税”的悲苦，土地兼并与政策调整的博弈，贯穿了两宋三百余年的历史。这段故事里，既有经济规律的自然演进，也有统治者的无奈与挣扎；既有“富者有弥望之田”的资本狂欢，也有“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民生之痛。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走进宋代的田垄之间，探寻土地问题背后的深层逻辑。

一、田产兼并：从“不抑”到“失控”的历史轨迹

1.1土地制度的历史底色：均田制瓦解后的私有化浪潮

要理解宋代的土地兼并，需先回望唐中期的变革。自北魏延续至唐初的均田制，通过国家授田、限制买卖，维持了“耕者有其田”的基本格局。但随着人口增长、土地买卖禁令松弛，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户籍制度崩溃，均田制逐渐名存实亡。德宗时期“两税法”的推行，以“资产为宗”取代“人丁为本”，标志着国家正式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合法性。到了五代十国，战乱频仍，土地更成为权力与财富的核心载体，豪强地主趁机兼并，为宋代埋下了土地集中的伏笔。

1.2宋代“不抑兼并”政策的由来与初期影响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面对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了“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治国方略。在土地问题上，统治者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既能避免因限田引发的地方反抗，又能通过土地交易增加契税收入。这种“不抑兼并”的政策，在宋初确实起到了稳定局势的作用：失去土地的农民可以租种地主土地，或流入城市从事手工业、商业，社会矛盾并未激化；而土地集中也促使地主投入更多资源改良农具（如江东犁的普及）、推广占城稻等高产作物，农业生产力反而有所提升。

1.3田产兼并的“加速期”：从官僚到商人的全面渗透

然而，“不抑”不等于“无控”，随着时间推移，土地兼并逐渐突破了“良性”边界。

首先是官僚地主的“合法掠夺”。宋代官员享有“恩荫”“职田”等特权，如节度使职田可达20顷（约合今2300亩），且在职田外，官员还可通过“请射”（申请无主荒地）、“典买”（以低价典押后巧取豪夺）等方式扩张田产。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真宗朝宰相王旦“家有田十余顷”，到仁宗朝，枢密使夏竦的田产已达“数千顷”，甚至出现“一州之田，半为形势户所占”的记载（“形势户”指有官职或科举功名的特权阶层）。

其次是寺院地主的“宗教庇护”。宋代佛教、道教兴盛，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特权，许多地主将田产“诡名寄产”于寺院名下避税，寺院则趁机兼并土地。如苏州承天寺“岁入租米万斛”，杭州灵隐寺“田连阡陌，甲于两浙”，这些土地名义上“供佛”，实则由僧官管理，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私有财产。

最值得注意的是商人资本的“跨界入场”。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富商大贾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土地作为“最保值的资产”，自然成为他们的投资首选。如北宋汴京大商人王庆“以缗钱千万，市田于汴南”，南宋临安茶商郑七“十年间买田三百亩”。商人购田后，往往采用更苛刻的租佃条件（如“分成租”从“对分”变为“主六客四”），进一步压缩了佃农的生存空间。

到北宋中期，土地兼并已呈现“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据学者估算，仁宗朝全国耕地约8亿亩，其中30%以上集中在占人口不足5%的地主阶层手中，而占人口60%的自耕农仅拥有20%的土地，其余为佃农（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这种失衡，最终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危机。

二、危机显现：田产兼并的连锁反应

2.1赋税体系的崩溃：“有田者无税，无田者有税”的荒诞

宋代赋税以土地为主要征收对象，但土地兼并导致大量田产被隐瞒。官僚地主通过“诡名子户”（将田产分散到多个虚设的户籍下）、“移丘换段”（涂改田亩账簿）等手段逃税；寺院地主因免税特权，更成为“赋税飞地”；商人地主则利用“书吏通同”（贿赂地方胥吏）少报田产。最终，本应由地主承担的赋税，大部分转嫁到自耕农和佃农身上。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曾痛陈：“今之法，百亩之田，税止三斗，而民输十有二斗者，非正赋也，皆兼并之徒，以避役为利，故相率而逃役者也。”更讽刺的是，有些自耕农为逃避重税，主动将土地“投献”给地主（即“诡名挟佃”），沦为佃农后反而“税轻役简”，这进一步加速了自耕农阶层的瓦解。

2.2社会矛盾的激化：从“流民”到“起义”的恶性循环

失去土地的自耕农，要么成为佃农（“客户”），承受“春借秋还，息倍本”的高利贷剥削；要么流入城市成为“浮客”，但宋代城市容纳能力有限，许多人沦为流民。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仁宗朝“京东、西流民大者二三百万，小者不下数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