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土地分配制度研究.docxVIP

唐代土地分配制度研究

引言

站在西安碑林的《唐律疏议》碑前，指尖轻触斑驳的石纹，“均田之制，务在均平”的刻字仍清晰可辨。这八个字，不仅是千年前大唐帝国的治国纲领，更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土地分配制度，尤其是均田制，如同一条隐形的纽带，将千万农户与中央王朝紧密相连——它既是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石，也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政治密码。要理解盛唐的繁荣何以持续近百年，中晚唐的衰颓又因何而起，都绕不开对这套土地分配制度的深入探究。

一、历史渊源与制度背景：唐代土地分配制度的”前世今生”

1.1从北魏到隋：均田制的基因传承

唐代土地分配制度并非横空出世，其核心框架”均田制”可追溯至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当时黄河流域经长期战乱，“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魏书·食货志》），大量土地荒芜，人口隐匿。孝文帝采纳李安世建议，推行”均田令”，按人口授田，将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分配给农民，既增加赋税，又抑制豪强。

这套制度在北齐、北周得以延续，到隋代进一步完善。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颁布新令，明确丁男受露田80亩、永业田20亩，妇人受露田40亩，同时限制贵族占田数量。值得注意的是，隋代已出现”宽乡”“狭乡”的区分——地广人稀处足额授田，人多地少处减半，这种因地制宜的思路被唐代完整继承。

1.2初唐的现实需求：战后重建的必然选择

隋末战乱给社会带来毁灭性打击。《通典》记载，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户数约890万，到唐初武德年间（618-626年）仅剩200余万，“率土之众，百不存一”。长安周边”田亩荒废，十不耕一”，洛阳一带”城郭丘墟，千里无烟”。面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新建立的李唐王朝亟需恢复农业生产。

此时，国家掌握着大量无主荒地（当时称”公田”），而农民最迫切的需求是获得土地。均田制”计口授田”的模式，恰好能将闲置土地与劳动力结合，既稳定民生，又为国家税收（租庸调）提供保障。可以说，唐代均田制是历史传统与现实需求共同作用的产物。

二、制度内核：唐代土地分配的具体规则与运行机制

2.1授田对象：覆盖社会各阶层的”土地普惠”

唐代均田制的授田对象远比前代广泛，《唐六典·户部》记载：“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注：100亩），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这里的”丁男”指21-59岁的男性，是授田核心群体；“中男”本指16-20岁，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后改为18岁起授田，体现对劳动力的重视。

特殊群体也未被忽视：道士、女冠（女道士）各受田30亩，僧尼20亩——这与唐代宗教政策相关；工商业者在宽乡可受田50亩（丁男之半），狭乡不授——反映重农抑商传统；府兵士兵除正授田外，还可获”勋田”，多者百顷，少者60亩——这是对军人的特殊优待。

2.2授田类型：口分田与永业田的”双轨制”

唐代授田分为两类，如同农民的”责任田”与”自留地”：

永业田：丁男受20亩，可传子孙，允许在”家贫无以供葬”“卖充宅及碾硙、邸店”等情况下买卖。这部分土地是农民的”恒产”，相当于现代的”私有财产”，能激发长期耕作积极性。

口分田：丁男受80亩（狭乡40亩），农民仅有使用权，死后需归还国家（“还公”）。若举家迁徙或沦为奴婢，口分田也要收回。这种”有授有还”的设计，确保了土地在代际间的流动，避免被少数人长期垄断。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贵族与官员的授田标准远高于平民：亲王可受永业田100顷，一品官60顷，递减至八品、九品2顷。此外还有”职分田”（作为俸禄）和”公廨田”（充官府经费），这体现了唐代等级制度在土地分配中的烙印。

2.3运行程序：从户籍到田亩的”精密链条”

均田制的落实依赖一套严密的行政程序，可概括为”造籍-审批-授田-核查”四步：

造籍：每年正月，里正（最基层的行政人员）核查本乡人口，记录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编制”手实”（人口申报表）。

审批：县司根据手实编制”计帐”（预算报表）和”户籍”，逐级上报至尚书省户部。户籍三年一造，是授田的根本依据。

授田：每年十月农闲时，县司按户籍授田。《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县令总集应受田者，对共给授。”

核查：授田后，里正需”亲巡田亩”，检查是否按数授足，防止”脱户”“漏田”。若官员”授田不均”，要受”笞五十”的处罚；若农民”妄认公私田”，则”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

这套程序看似繁琐，实则是古代社会”精准管理”的典范。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西州高昌县授田簿》，就详细记录了某乡23户农民的授田情况：“康文册，年拾捌岁，中男，授田肆拾亩（狭乡减半）”，“汜德达，年伍拾岁，丁男，授田壹顷，其中永业贰拾亩，口分捌拾亩”，这些珍贵的实物资料，印证了制度的实际运行。

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