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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工商业税收制度研究

引言

当我们翻开《东京梦华录》，那”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汴京盛况便跃然纸上：虹桥下商船往来如织，潘楼街铺席连栋，夜市里灯火映着”彩楼相对，绣旆相招”的酒肆茶坊。这繁荣的工商业图景，既是宋代经济活力的注脚，也为其税收制度的演进提供了丰沃土壤。作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重要转型期，宋代工商业税收制度不仅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更折射出传统社会对商业文明的认知变迁。本文将沿着历史的脉络，从经济基础到制度设计，从具体实践到深层影响，系统梳理这一制度的全貌。

一、宋代工商业发展：税收制度的经济基础

要理解宋代工商业税收制度，首先得回到那个”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时代。中唐以降，均田制瓦解，土地流转加速，大量人口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为手工业和商业注入了鲜活的劳动力。到了宋代，这种趋势更趋明显——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全国城镇人口占比已接近12%，远超汉唐时期的3%-5%。

（一）手工业的专业化与规模化

宋代手工业的进步堪称”前近代化”的先声。以纺织业为例，除了传统的家庭纺织，苏州、杭州等地出现了”机户”——专门以纺织为业的独立手工业者，《嘉泰吴兴志》载湖州”机杼之声，遍于里巷”，可见其规模。矿冶业更是突飞猛进，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4）铁产量达724万斤，相当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铁产量；煤炭开采技术成熟，“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庄季裕《鸡肋编》）。这些专业化、规模化的手工业生产，不仅创造了丰富的商品，更形成了稳定的税源基础。

（二）商业网络的拓展与货币经济的活跃

宋代商业突破了”市坊分离”的限制，汴京、临安等城市”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东京梦华录》），草市、镇市在乡村星罗棋布。商路方面，陆上丝绸之路虽受辽、西夏阻隔，但海上贸易蓬勃发展，广州、泉州设市舶司，与50多个国家通商，《岭外代答》记载当时输入的香料、珠宝，输出的瓷器、丝绸”舟行所聚，不知其数”。货币经济的发展更值得关注：北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会子”广泛流通，这既便利了商品交换，也让政府更容易通过货币形式征收商税。

二、宋代工商业税收制度的具体内容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宋代逐步构建起一套涵盖商税、专卖税、杂税的复合税收体系。这套制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初创到调整、从混乱到规范的过程。

（一）商税：流通领域的核心税种

商税是对商品流通环节征收的税，分为”过税”和”住税”，这是宋初便确立的基本框架。过税是对行商征收的货物通过税，税率最初为2%；住税是对坐贾征收的货物交易税，税率3%。听起来税率不高，但随着商业规模扩大，商税收入迅速增长——北宋至道三年（997）商税总额为400万贯，到熙宁十年（1077）已达878万贯，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15%以上。

商税的征收机构也很有特点。中央设”三司”（后改”户部”）总领财政，地方则在州县设”商税院”或”税务”，大的镇市设”税场”。据《文献通考》记载，北宋元丰年间全国有商税机构1993个，从汴京到偏远小镇，形成了严密的征收网络。值得注意的是，税务官员多由中央直接委派，称为”监当官”，《庆元条法事类》规定其职责包括”检察商旅、验核货物、计值收税”，并定期向州府申报税入，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地方截留。

但实际征收中并非完全规范。比如”力胜钱”，本是对商船载重征收的税，后来演变成对所有船只的额外加征；还有”市例钱”，是税务机构抽取的手续费，原本按交易金额的1%收取，到南宋竟增至5%。这些附加税让商人叫苦不迭，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提到：“行商过关，十税其五，所剩几何？”

（二）专卖税：国家对关键商品的垄断收益

专卖制度是宋代财政的”摇钱树”，盐、茶、酒、矾、香药等大宗商品均属专卖范围，其中尤以盐、茶、酒为最。

盐税：宋代盐分为海盐、池盐、井盐，实行”官鬻”与”通商”并行的制度。官鬻即政府直接运销，利润全部归公；通商则允许商人纳钱或粮后取得盐引，到指定盐场取盐销售。以海盐为例，淮南盐场年产盐1500万石，其中40%由官鬻，60%通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盐税年收入达2100万贯，占财政收入的45%，堪称”国计之半”。

茶税：宋代茶税经历了多次变革。宋初实行”榷茶”，政府垄断茶叶收购和销售，茶农只能将茶叶卖给官府，商人需买”交引”（购茶凭证）才能批发。这种做法虽增加了收入，但抑制了茶商积极性，仁宗嘉祐四年（1059）改为”通商法”，取消榷茶，改为征收茶租（按茶园面积收税）和茶税（按交易金额收税）。到徽宗崇宁元年（1102），又推行”引法”，商人纳钱买引，凭引制茶、运茶、卖茶，政府通过控制茶引数量和价格来调节税收。

酒税：宋代酒税分为两种：一种是官营酒务，由政府设酒坊酿酒销售；另一种是”买扑”，即由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