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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赠与合同

奖励赠与合同作为赠与合同的特殊类型，是指赠与人基于特定奖励目的，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其核心特征在于目的性与无偿性的结合，既需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赠与合同的一般规定，又因“奖励”这一特殊动因而呈现出独特的法律构造与实践样态。在司法实践中，奖励赠与合同常见于企业对员工的业绩奖励、社会组织对突出贡献者的表彰、家庭内部对特定成就的激励等场景，其法律关系的认定直接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分配。

一、奖励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

奖励赠与合同首先具备赠与合同的基本属性，同时因“奖励”目的而衍生出特殊法律特征。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这一定义揭示了奖励赠与合同的无偿性与双务性基础——赠与人转移财产所有权时不要求对价，而受赠人需以接受的意思表示完成合同成立。但与一般赠与不同，奖励赠与的无偿性需结合“奖励目的”进行限定：赠与人的给付通常基于受赠人已完成的特定行为（如业绩达标、贡献突出等），这种“先行为后奖励”的结构使得合同标的与原因行为存在关联性，但不改变其无偿性本质，因为受赠人的先前行为并非对赠与人的对待给付义务。

其次，奖励赠与合同具有诺成性与实践性的动态平衡。《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明确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无需以财产交付为要件。但在奖励赠与中，赠与人常以“奖励承诺”形式作出意思表示，此时需区分“奖励要约”与“赠与合同成立”的界限。例如，企业在员工手册中载明“年度销售冠军奖励汽车一辆”，该条款属于奖励要约，员工达成业绩后表示接受奖励时，赠与合同方才成立。若企业仅发布奖励计划而员工未满足条件，或员工满足条件后企业未明确承诺履行，则合同未成立。此外，对于需要办理登记的财产（如不动产、车辆），奖励赠与合同的成立与所有权转移需分离：合同自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而所有权自登记完成时转移，未登记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赠与人需承担协助办理登记的义务。

第三，奖励赠与合同的单务性呈现特殊表现形式。一般赠与中，仅赠与人负有给付义务，受赠人无对待给付责任；而奖励赠与中，受赠人虽无需支付对价，但需满足“奖励条件”这一事实前提。例如，学校对“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奖励奖学金”，学生的升学行为是获得奖励的前提，但并非合同义务——若学生未考上，赠与合同不成立；若考上后学校拒绝支付，则构成违约。这种“条件前置性”使得单务性呈现“附生效条件”的外观，但本质上仍属于单务合同，因为条件成就与否不影响受赠人在合同成立后的纯获利益地位。

二、奖励赠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要件

奖励赠与合同的成立需满足意思表示一致与奖励目的明确两项核心要件。赠与人的意思表示需包含“无偿给予财产”与“基于奖励目的”双重内容，缺一不可。例如，父母对子女表示“考上研究生就送你电脑”，其中“考上研究生”是奖励目的，“送电脑”是赠与标的，两者结合构成完整的奖励赠与要约。受赠人的意思表示则需明确接受奖励，沉默通常不视为接受，除非双方存在交易习惯或法律特别规定。在企业奖励场景中，员工达成业绩后未明确表示接受奖励，但若实际占有使用奖励财产（如企业交付车辆后员工长期使用），可视为以行为推定接受，合同成立。

合同生效层面，奖励赠与需满足标的合法与形式合规要求。首先，赠与标的必须是赠与人合法所有的财产，且权利无瑕疵。若赠与人以他人财产作为奖励（如公司股东以公司资产奖励员工但未获股东会同意），则构成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需经权利人追认后方可有效。其次，对于特殊财产的奖励赠与，需符合法定形式。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九条，赠与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或其他手续的，应当办理相关手续。例如，奖励赠与房屋时，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所有权不转移，但赠与合同依然有效，受赠人可请求赠与人履行登记义务。实践中，部分企业以“奖励股权”形式赠与员工，但未办理股东名册变更，此时受赠人仅享有债权请求权，而非股东权利，需通过合同约定明确责任。

此外，奖励赠与合同的生效可能附带目的性限制条款。赠与人可在合同中约定受赠人对奖励财产的使用方式（如“奖励的科研经费仅限用于项目研发”），该条款属于附义务赠与，受赠人未履行义务时，赠与人可依据《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请求撤销赠与。但需注意，义务内容不得实质上否定无偿性，例如约定“受赠人需为赠与人服务满5年，否则返还奖励金”，若服务义务与奖励金额显著不对等，可能被认定为劳动合同条款而非赠与义务，此时合同性质将从奖励赠与转化为有偿合同，需适用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

三、奖励赠与合同的撤销权行使规则

奖励赠与合同的撤销权需在一般赠与规则基础上，结合“奖励目的”进行特殊认定。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赠与人在财产权利转移前可行使任意撤销权，但具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除外。在奖励赠与中，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