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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商业发展的社会基础研究

引言

当我们翻开《东京梦华录》，“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汴京跃然纸上：虹桥两岸商铺鳞次，茶坊酒肆昼夜喧嚣，香料、瓷器、丝绸在驼队与舟楫间流转，连街头卖花担上的牡丹都沾着晨露——这不是虚构的市井画卷，而是两宋城市商业繁荣的真实缩影。与汉唐“列隧百重”的封闭市制不同，宋代城市商业突破了时空桎梏，形成了前近代中国最具活力的商业网络。这种突破性发展绝非偶然，它深深扎根于当时的社会土壤，是经济、制度、人口、技术、文化等多重基础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将从五个维度展开分析，试图揭开这一历史现象背后的社会密码。

一、经济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的双轮驱动

1.1农业生产力的飞跃：从“糊口经济”到“商品经济”

两宋农业的进步，堪称商业发展的“地基工程”。自中唐“两税法”推行后，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深化，租佃制逐渐取代均田制下的部曲制。农民不再被严格束缚于固定田产，而是通过“计亩租佃”的契约关系与地主联结，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更关键的是，农业技术的革新让“多收三五斗”成为常态：占城稻的推广使江南地区实现“一岁两熟”，踏犁、秧马等工具的普及降低了劳动强度，水利工程的兴修（如太湖流域的圩田）则稳定了粮食产量。

当粮食产量突破“生存线”，剩余农产品便自然流入市场。笔者曾在文献中读到这样的细节：江南农家在秋收后，除了留足口粮，会将多余的稻谷运到附近市镇兑换盐铁；福建山区的茶农则专门开辟茶园，“以茶为业，不殖五谷”——这说明农业已从单纯的“糊口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据估算，两宋粮食商品率较唐代提升近30%，这些流入市场的粮食，既养活了城市非农业人口，又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支撑。

1.2手工业的专业化：从“家庭作坊”到“产业集群”

如果说农业是商业的“粮草”，手工业则是商业的“货物”。两宋手工业的最大特点是专业化与规模化。以纺织业为例，河北定州的缂丝、两浙的“越罗”、四川的蜀锦，均形成了区域化生产中心。笔者曾见史料记载，东京有“绫锦院”这样的官营作坊，工匠达千余人；而民间“机户”更如雨后春笋，有的机户拥有数十张织机，雇用工匠进行批量生产。

陶瓷业的发展更具代表性。北方的定窑、汝窑，南方的龙泉窑、景德镇窑，不仅烧造出“雨过天青”般的精品，还形成了“窑系”产业链：瓷土开采、釉料配制、烧窑运输各环节分工明确，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装窑工”“看火工”。这些专业化生产的手工业品，通过商队、漕运走向全国，甚至远渡重洋——泉州港出土的宋代瓷器碎片中，既有供达官贵人的精美青瓷，也有适合普通百姓的粗陶，正是手工业“分层供给”的印证。

二、制度环境：从“重农抑商”到“农商并重”

2.1坊市制度的瓦解：空间与时间的双重解放

唐代长安“坊墙高耸，日中为市”的景象，在宋代已彻底改变。北宋初年，汴京的“侵街”现象已屡见不鲜：店铺突破坊墙限制，沿汴河、御街一字排开；到了北宋中后期，政府干脆取消“坊市分设”制度，允许“大街小巷，铺席骈阗”。更具革命性的是时间限制的打破——唐代“暮鼓晨钟”后禁止营业，宋代则出现了“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的盛况，州桥夜市的“旋煎羊、白肠、鲊脯”，马行街的“药铺、香铺、茶馆”，连“鬼市子”（凌晨交易市场）都热闹非凡。

这种制度变迁绝非政府“放任不管”，而是适应商业需求的主动调整。比如设立“厢”作为城市管理单位，取代原来的“坊”；制定“侵街钱”制度，对临街建房的商户征税；甚至出现了“市易务”这样的官方商业管理机构。这些举措看似“松绑”，实则是用更灵活的制度为商业发展“护航”。

2.2商业政策的转变：从“抑制”到“依赖”

两宋政府对商业的态度，可用“又爱又需要”来形容。一方面，传统“重农抑商”观念仍有残余，如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骑马；但另一方面，商业税的巨额收入让政府不得不重视商业。据《文献通考》记载，宋太宗时期商税年收入约400万贯，到宋神宗时已突破2000万贯，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15%升至30%以上。这种“财政依赖”促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降低商税税率（北宋平均商税约2-3%）、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推广“交子”“会子”等纸币便利交易。

更值得注意的是对商人权益的保护。南宋法律明确规定：“客旅贩卖，州县不得非法征榷”“典卖田宅，商客优先”。笔者曾读到一则案例：某州官员强行低价收购商人茶叶，被商人告到转运司，最终该官员被“降职处分”。这种对商业规则的尊重，让商人“敢富”“愿富”，进一步激活了商业活力。

三、人口结构：从“乡村为本”到“城市崛起”

3.1人口流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进城潮”

两宋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城市人口占比显著提升”的时期。据学者估算，北宋汴京人口超过百万，南宋临安更达120万以上，而唐代长安人口峰值不过80万。这种增长并非自然繁衍的结果，而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产物。

农业生产力提升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