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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寄宿学校”中的自律规训与空间隔离

摘要：在中国高等教育“内卷化”与就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双重背景下，“考研寄宿学校”作为一种新兴的、高度专门化的教育服务形态，正迅速成为众多考研学子进行备考冲刺的极端选择。本文旨在深入剖析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逻辑与权力运作，聚焦于其如何通过精密的“空间隔离”与系统的“自律规训”机制，来塑造一种服务于应试目标的特定主体。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与戈夫曼的全控机构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通过对两所典型考研寄宿学校的参与式观察，并辅以对十五位在校学生及三位管理人员的深度访谈，探究其空间、时间与身体的权力技术。研究发现，考研寄宿学校本质上是一个为实现单一目标（考研成功）而建立的、自愿进入的临时性“全控机构”。其运作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是通过地理位置的偏远化与内部功能分区的严格化，实现与外部日常社会生活的“空间隔离”，从而创造一个纯粹的、无干扰的学习“真空”；其二，是通过制定精细到分钟的作息时间表，实现对学生时间的“原子化”管理，将生活彻底流程化、工具化，以最大化学习效率；其三，是通过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严格的行为规范（如禁止交谈、手机统一管理）以及频繁的模拟考试与排名，构建起一种“全景敞视式”的监视网络。这种外在的、无形的权力凝视，最终被学生内化为一种强烈的自我监督与自我约束，即所谓的“自律”。本文认为，学生在这种环境中获得的“自律”，并非一种源于内在自由意志的品质，而是一种规训权力的产物。他们既是这种规训的客体，又是积极的执行者。这一现象深刻地折射出当代青年在巨大社会压力下的生存焦虑，以及教育领域中，效率至上逻辑对个体生命体验的深刻改造与异化。

关键词：考研寄宿学校，自律规训，空间隔离，全控机构，教育内卷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研”）的报名人数持续攀升，屡创新高，已然从少数人的学术追求，演变为数百万应届毕业生与往届生为提升就业竞争力而投身的“第二次高考”。这场愈演愈烈的“考研热”，是当代中国社会高等教育“内卷化”、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以及青年群体普遍性向上流动焦虑的集中体现。“上岸”，这个源于网络、充满生存主义色彩的词汇，生动地描绘了考研对于当代青年而言，如同在汹涌的竞争洪流中争夺一张通往安全彼岸的船票。在这一宏大的社会背景之下，一个专门服务于考研备考的、具有高度特殊性的教育产业形态——“考研寄宿学校”或“考研村”，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张。

这些机构通常选址于远离城市喧嚣的郊区，提供一种食、宿、学一体化的全封闭式管理服务。它们向学生承诺的，不仅是专业的课程辅导，更是一种“纯粹”的学习环境与一种“极致”的自律状态。在这里，学生的生活被简化为三点一线：宿舍、食堂、自习室。社交、娱乐、消费等一切与学习无关的“干扰”因素，都被制度性地予以最大程度的排除。严格的作息时间、无处不在的监控、严苛的课堂纪律以及高强度的学习任务，共同构筑了一个高度规训化的空间。这种模式，以其所宣称的“效率”与“专注”，吸引了成千上万无法在家或学校建立有效学习秩序的考生，他们自愿支付高昂的费用，将自己交付给这样一个看似能够“强制”自己学习的环境之中。

这一现象的现实意义，远超其作为一种教育商业模式的成功。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代社会权力技术、空间政治与个体主体性塑造的绝佳微观样本。当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主动选择进入一个类似“军营”或“修道院”的环境，放弃个人自由，以换取一个看似更确定的未来时，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社会逻辑？这些考研寄宿学校，是通过何种具体的空间布局与制度安排，来实现对个体行为的精细化管理的？在这种高强度的规训之下，学生所体验到的、并引以为傲的“自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主体性的体现，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被权力所生产出来的“假象”？最终，这种将备考过程“极限化”、“苦行化”的实践，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关于成功、效率与个体价值的何种主流想象与内在焦虑？因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考研寄宿学校”是如何通过“空间隔离”与“自律规训”的复合机制，来塑造考生的备考行为与主体状态的？学生在这一过程中的具体体验如何？这一现象又深刻地折射出当代中国青年在教育内卷化背景下的何种生存策略与困境？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考研寄宿学校的社会学剖析，揭开其“助你上岸”的温情面纱之下，所潜藏的深刻的权力运作与对个体的现代性改造。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引言之后，将对相关理论文献进行系统综述；随后阐明本研究采用的质性研究方法；核心部分将对研究发现进行呈现与深入讨论；最后进行总结与展望。

二、文献综述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构建于米歇尔·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厄文·戈夫曼的全控机构理论以及空间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之上。对这些经典理论的系统性梳理，是深入剖析“考研寄宿学校”这一现代社会现象的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