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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程序

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承载着情感依托、经济互助、代际传承等多重功能。当夫妻反目、亲子隔阂、兄弟姐妹因财产对簿公堂时，纠纷不仅撕裂亲情，更可能引发长期心理创伤。相较于冰冷的诉讼判决，调解程序以”修复关系”为核心目标，通过柔性沟通、情感疏导、利益平衡，让矛盾双方在保留体面的同时找到解决路径。本文将从调解程序的启动、准备、实施到后续跟进，全流程解析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的”温度与规则”。

一、调解程序的启动：自愿性与主动性的平衡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的首要特征是”自愿原则”，但这种自愿并非绝对——既尊重当事人的自主选择，也包含公权力对家庭关系的适度干预。理解启动环节的两种典型模式，是把握调解程序的基础。

（一）当事人主动申请：从”对抗”到”对话”的转折

多数家庭纠纷调解由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主动提出。例如，夫妻因长期分居考虑离婚，但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存在分歧；父母与成年子女因赡养义务产生矛盾，双方都希望避免”闹上法庭”。此时，当事人可向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妇联、社区居委会等机构提交书面或口头申请。需要注意的是，口头申请时调解员需当场记录申请人信息、纠纷事由、调解请求，并由申请人签字确认，避免后续争议。

实践中，主动申请的背后往往有”情感缓冲”的需求。一位曾参与调解的王大姐回忆：“小两口吵架闹离婚，女方回了娘家，男方又拉不下面子去接。社区调解员上门说’咱们先聊聊怎么让日子过下去’，两人才有了坐下来的台阶。”这种”给台阶”的作用，正是主动申请调解的价值——它为情绪激动的当事人提供了一个”非对抗性”的沟通平台。

（二）职能部门主动介入：对”弱势方”的保护底线

对于涉及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家庭纠纷，相关职能部门可依职权启动调解。例如，发现父母长期虐待子女，或子女拒不履行赡养义务，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居委会等可联合介入，组织调解。这种主动性源于法律对家庭关系中”义务履行”的强制要求，如《民法典》第1058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承担抚养义务，第1067条明确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

某街道曾处理过一起特殊案例：八旬老人被子女赶出家门，睡在楼道里。社区调解员没有等待老人申请，而是联合派出所、司法所当天就组织调解。调解员当场向子女宣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关于赡养义务的规定，同时播放老人在楼道过夜的视频，最终子女羞愧认错，接回老人并签订赡养协议。这说明，在涉及基本人权保障的家庭纠纷中，主动介入是必要的”兜底”。

（三）诉前调解的法定衔接：诉讼与调解的”缓冲区”

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婚姻家庭纠纷属于”应当先行调解”的案件类型。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离婚、继承等纠纷时，法院会首先引导进入诉前调解程序，期限一般为30日。这种”法定前置”的设计，旨在减少诉讼对家庭关系的二次伤害。例如，某基层法院统计显示，诉前调解成功的离婚案件中，60%的夫妻最终选择不离婚，30%通过调解达成比诉讼更灵活的子女抚养方案。

需要强调的是，诉前调解并非”强制调解”，当事人明确拒绝的仍可进入诉讼程序。但法官会释明调解的优势：“调解书中的抚养方案可以约定寒暑假轮流居住，诉讼判决可能只能定每月探视次数；调解达成的财产分割方案双方自愿履行率更高，诉讼判决后可能需要强制执行。”这种”利弊分析”往往能推动当事人尝试调解。

二、调解前的准备：细节决定调解成败

“调解不是随便拉两个人坐一起聊天”，从业15年的资深调解员李阿姨常说，“准备工作做足了，调解成功率能提升一半。”准备阶段需要完成三项核心任务：信息收集、人员匹配、环境营造。

（一）全面收集纠纷信息：还原”家庭故事”而非”法律事实”

与诉讼注重”证据链”不同，调解更需要还原”情感脉络”。调解员会通过以下途径收集信息：

当事人陈述：分别与双方单独沟通，记录纠纷起因（是长期积累的矛盾还是突发事件）、关键冲突点（如一方长期冷暴力、财产隐瞒）、过往解决尝试（是否找过亲友调解，结果如何）。

外围走访：向共同亲友、邻居、子女（如已成年）了解情况。例如，调解离婚纠纷时，询问孩子”爸爸妈妈平时谁陪你更多”“他们吵架时你最害怕什么”，往往能发现夫妻忽视的”情感需求”。

书面材料核查：收集结婚证、房产证、收入证明等基础材料，更要关注情感类证据，如聊天记录、生日贺卡、医疗缴费单（体现一方对另一方的照顾）。

曾有一对夫妻因”男方给父母买房”闹离婚，女方认为”他把钱都给原生家庭，不考虑我们小家”。调解员通过核查男方工资流水发现，男方每月给父母的钱是固定的生活费，而买房款是男方婚前存款。更关键的是，男方母亲患病多年，女方曾在医院陪床一周。这些细节让女方意识到：“他不是不爱这个家，只是不擅长表达对父母的担忧。”信息收集的深度，直接影响后续调解的方向。

（二）合理匹配调解人员：“专业”与”共情”的双重要求

调解团队的组成需考虑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