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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协同与产业政策优化2025年研究报告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1研究背景

1.1.1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演进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区域化、本土化、多元化发展趋势。新冠疫情冲击暴露了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了大国博弈，各国纷纷将产业链安全与韧性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美国通过“近岸外包”“友岸外包”推动产业链回归欧洲，欧盟提出“战略自主”强化产业链本地化布局，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亦通过政策补贴引导关键产业回流。在此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从“效率优先”向“效率与安全并重”转变，产业链协同不再局限于单一企业或区域，而是上升为国家间、区域间系统性竞争与合作的焦点。

1.1.2我国产业链发展进入转型关键期

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规模优势显著，但“大而不强”“全而不优”问题依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如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精密仪器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效率不足，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服务等环节存在“断点”与“堵点”。同时，我国正处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跨越的关键阶段，传统要素驱动模式难以为继，亟需通过产业链协同整合创新资源，以产业政策优化引导要素配置，推动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

1.1.3政策驱动成为产业链协同核心引擎

近年来，我国密集出台多项政策支持产业链协同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强化产业基础能力，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体系。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为产业链协同提供了明确政策导向。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产业政策优化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主体协同创新活力，成为实现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

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产业链协同与产业政策优化是产业经济学、创新管理学与公共政策学交叉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本研究系统梳理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理论逻辑，结合我国制度特征与发展阶段，构建“产业链协同—产业政策适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理论框架，丰富和发展了发展中国家产业链升级理论。同时，通过实证分析产业政策对产业链协同的影响机制，为产业政策从“选择性干预”向“功能性支持”转型提供理论支撑，推动产业政策理论从静态工具选择向动态治理效能评估演进。

1.2.2实践意义

本研究立足2025年关键节点，聚焦产业链协同的现实痛点与政策优化路径，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一是通过产业链协同现状评估，识别“卡脖子”环节与薄弱领域，为精准施策提供靶向；二是总结国内外产业链政策经验，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工具组合，提升产业政策科学性与有效性；三是引导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形成协同合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

1.3研究范围与方法

1.3.1研究范围界定

本研究以我国重点产业链（如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为研究对象，涵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产业园区、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等多元主体。研究时间范围为2023-2025年，重点分析2025年产业链协同的关键目标与政策优化路径；空间范围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产业集群核心区域，兼顾中西部地区产业链承接与协同发展。

1.3.2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研究采用“理论分析—现状评估—问题诊断—路径设计”的技术路线，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一是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产业链协同与产业政策的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二是比较分析法，对比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产业链政策经验，提炼可借鉴的实践模式；三是案例分析法，选取长三角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链协同典型案例，总结成功经验与不足；四是定量与定性结合法，通过构建产业链协同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重点产业链协同水平进行测度，并结合专家访谈与问卷调查，识别政策优化关键节点。

二、产业链协同现状与挑战

2.1现状概述

2.1.1全球产业链协同现状

当前，全球产业链协同正处于深度调整期，呈现出区域化、数字化和绿色化交织的复杂图景。根据2024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全球投资报告》，全球产业链本地化率从2020年的18%上升至2024年的32%，反映出各国在疫情后加速推动产业链“回流”或“近岸化”。例如，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投入520亿美元支持半导体本土生产，2024年其半导体产业链本地化率提升至45%；欧盟则推出“欧洲芯片法案”，计划到2025年将芯片产能占全球份额从10%提升至20%。与此同时，数字化协同成为新趋势。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数据显示，全球超过60%的大型企业采用工业互联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