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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官营工商业的管理体制

引言

站在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的夯土台基上，望着远处若隐若现的秦岭，很难不联想到两千多年前那个”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的盛世图景。汉代官营工商业的繁荣，正是这幅经济画卷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汉武帝”笼天下盐铁”的雷霆手段，到东汉”尚方令”作坊里闪烁的铜光，从长安东西市的喧嚣到河西走廊的驼铃，官营工商业像一张精密的大网，将资源、技术、人力编织成支撑帝国运转的经济动脉。要理解这张网如何运作，就不得不深入探究其背后的管理体制——那套既体现中央集权智慧，又充满时代局限性的复杂系统。

一、管理体制的形成背景：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变

汉初的经济政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放水养鱼”。经历秦末战乱后，民生凋敝到”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地步，汉高祖刘邦采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放任政策，允许民间自由经营盐铁、铸钱、煮盐等工商业。这种”无为而治”确实见效很快，到文景时期，“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但也埋下了隐患：豪强巨贾”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地方势力借工商业膨胀威胁中央；匈奴边患加剧，军费开支激增，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更关键的是，货币混乱导致”吴、邓氏钱布天下”，经济命脉被私人把控。

汉武帝即位后，这种”小政府大市场”的模式难以为继。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农丞桑弘羊提出”笼盐铁”建议，标志着官营工商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不是简单的政策转向，而是中央集权与经济控制的深度绑定——通过掌控最核心的工商业资源，既充实国库以应战争之需，又削弱地方豪强的经济基础，可谓”一石二鸟”。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元狩年间试点到元封元年（前110年）全面推行均输平准法，用了近十年时间，期间经历了与盐铁豪商的反复博弈，最终形成了一套覆盖生产、流通、分配各环节的管理体制。

二、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网络

（一）中央决策中枢：大司农与少府的分工协作

汉代官营工商业的最高管理机构，首推”掌谷货”的大司农。这个部门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兼发改委，下设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其中均输和平准令直接负责官营商业的运营。比如均输令掌管各地贡物的运输与转卖，平准令则在长安设置平准官署，“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通过调控市场稳定物价。

另一个重要机构是少府，这个原本”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的内廷财政部门，在官营手工业中扮演关键角色。少府下设考工室（后更名考工）、尚方、东园匠等令丞，分别负责兵器、皇室器物、丧葬用品的制造。比如尚方令所属的作坊，从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尚方”铭铜灯、铜壶来看，其产品不仅工艺精湛，还刻有”考工令通、丞明、啬夫凤、工常”等层层署名，可见管理之严。

大司农与少府的分工很有意思：大司农管的是”国用”，其收入归国家财政，用于军费、官俸等公共开支；少府管的是”私用”，收入归皇帝个人，用于宫廷消费。这种”公”“私”分账的设计，既保证了国家机器的运转，又满足了皇室需求，但也埋下了后来”少府侵夺大司农”的隐患——东汉时少府权力膨胀，连部分官营手工业也被纳入其管辖范围。

（二）地方执行网络：铁官、盐官与工官的设置

中央政策要落地，靠的是地方上星罗棋布的专业官署。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在40个郡国设置了48处铁官，32个郡国设置了36处盐官，还有8处工官（主要分布在蜀郡、广汉等手工业发达地区）。这些官署不是随便设置的，而是”因利而设”：铁官多在铁矿富集区，如河南巩县、南阳宛城；盐官分布在沿海（海盐）、河东（池盐）、蜀地（井盐）；工官则集中在有传统手工业优势的地区，比如蜀郡的漆器、广汉的金银器。

每个铁官、盐官都有完整的管理架构。以铁官为例，长官称”铁官长”，下设”铁官丞”协助管理，还有”令史”负责文书，“卒徒”（刑徒和士卒）从事生产。1959年发掘的河南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就发现了矿石加工场、炼炉、铸造区、淬火池等功能分区，还出土了”河三”（河南郡第三铁官）铭文的铁铲，印证了文献记载。盐官的管理更复杂，比如海盐生产要”煮海为盐”，需要组织人力修建盐田、管理煮盐工具；井盐则涉及开凿盐井、架设笕管（输卤管道）、熬煮成盐，每个环节都有专人监督。

地方官署与中央的联系也很紧密。铁官每年要向大司农上报产量、成本、销售情况，盐官则需将盐税（后来改为官产官销的利润）解送中央。1973年出土的居延汉简中，有”铁官徒髡钳钛左右趾”的记录，说明中央对地方官营作坊的劳动力管理也有统一规定——刑徒的使用、刑期的计算都要备案。

三、运行机制：从生产到流通的全链条管控

（一）生产环节：原料、工匠与技术的严格管理

官营手工业的原料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国家直接控制的资源，比如铁矿、盐井、铜矿，这些由铁官、盐官直接开采；二是地方贡赋，比如齐地的”冰纨方空縠”、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