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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枪决和注射等方法是不是死刑的执行方式？

答：严格来说这一表述不准确。死刑的执行方式分为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两种（死刑缓期执行是我国独创的一种死刑执行方式（《刑法学·上册》马工程教材第二版，P316））。枪决和注射等方法是死刑立即执行（死立执）的执行方式，而不能说是死刑的执行方式。

问题2：假冒专利罪对专利侵权行为是否全面规制？

答：刑法第216条对假冒专利罪规定为“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而法释〔2004〕19号第10条将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解释为“未经许可，在产品、产品包装上标注他人专利号；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合同中使用他人专利号；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可见假冒专利罪对专利侵权行为的规制存在一定的侧重性，并未作全面规制。

问题3：共谋共同正犯原本成立什么犯？

我们认为，共谋共同正犯是指对共谋者以正犯论。共谋者或者为犯意惹起者，或者为出谋划策者，前者本为教唆犯，后者本为帮助犯。帮助犯作用一般小于正犯，教唆犯作用一般也小于正犯。因而对作用明显大的共谋型教唆或帮助，拟制以正犯论处以加大处罚力度。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处罚依据共犯的作用，采用主犯与从犯的划分，因而共谋共同正犯概念使用的必要性不大。

问题4：同种数罪如何处罚？

我们认为，（1）同种数罪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按一罪处罚，尤其是在该罪具有多次、数额巨大等加重处罚情节时，按照一罪处罚一般可以做到罚当其罪。（2）对于漏罪，依据法复[1993]3号，如果是在案件一审后进入二审环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新按一罪处罚，如果一审判决已经生效后发现漏罪，则应数罪并罚。（3）对于刑罚执行完毕之前又犯新罪，因前罪判处时并无新罪之存在，即前罪判处结果无任何可供改变之原因，故新罪与前罪也只宜并罚。（4）对于个人犯罪与单位犯罪形成同种数罪的，按照刑事审判参考第455号案例观点，认为基于犯罪的主观目的与客观获利不同（为单位/为自己），此种情形下并罚。（5）对于罪名没有多次、数额巨大等加重处罚情节的，作一罪处罚可能会处罚偏轻。

问题5：在赌场自行放高利贷可能成立几个罪？

我们认为，该行为似乎可能成立的犯罪包括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的共犯与赌博罪的共犯。但是，（1）依据法发〔2019〕24号第1条第1款规定，成立非法经营罪需要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而在赌场放高利贷行为谈不上扰乱金融市场秩序（银行不会为赌博放贷），因而不宜成立非法经营罪。（2）自行放贷表明与开设赌场行为人一般无明示的通谋，如果双方有默示的通谋，则可能成立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如果既无明示也无默示的通谋，即不存在与开设赌场者的意思联络，则该行为不宜成立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不宜仅依据放贷对赌场经营有客观促进作用而直接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应完备主客观相统一原则。（3）依据法释[2005]3号第4条，可能成立赌博罪的帮助犯，依据共犯从属性原则，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聚众赌博者或者以赌博为业者符合赌博罪的构成要件，放贷人方可能成立共犯。在同时成立开设赌场罪与赌博罪的共犯的情况下，宜依据想象竞合犯的处理原则，从一重论处。

问题6：律师助理能不能跟随同案犯的不同辩护律师会见同案犯？

答：不能。依据《看守所依法保障律师会见通信权利工作规范》（2025）第24条第2款，律师助理不得参与会见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未同案处理但犯罪事实存在关联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以律师助理身份参与律师会见时，应注意跟随的不同的会见律师办理的案件是否涉及共同犯罪或者犯罪事实存在关联，不可盲目跟随不同律师会见。

问题7：刑事辩护是否宜包括重罪辩轻罪？

笔者认为，刑事辩护从逻辑上不宜包括重罪辩轻罪。虽然重罪辩轻罪是刑事司法中的常见现象，具有现实合理性，但理论上来说辩护涵盖的范围无论如何不包括指控。重罪辩轻罪虽然否认了重罪指控，却向司法机关表示自己代理的被告人应成立轻罪，这样辩护人就身具了辩护与指控双重属性，出现辩护人与控方对被告人进行重罪与轻罪的双重指控，从逻辑上来说这具有不可思议性，在少数情况下也有可能会出现审判人员采纳了辩护人否定重罪的辩护意见的同时，对是否成立轻罪有一定不确定的情况下，在辩护人的建议和论证下判处轻罪。而且，公诉机关在对被告人进行指控时，就同一事实选择了重罪指控就不能同时进行轻罪指控，但辩护人在进行轻罪论证时，却弥补了公诉机关不能同时用几个罪名对同一事实进行指控，为指控方提供了罪名替补。而最严重的情况是，如果公诉方不认为行为人可能成立辩护人提出的轻罪，而法院又不认可公诉方指控的重罪，依照辩护人的意见判处轻罪，则此时辩护人虽然不是指控程序发起人，从轻罪判决结果来说却变成了单一指控人。比如公诉方指控被告人应成立故意杀人罪，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成立故意杀人罪，而应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公诉方不认为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