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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列传》原文及译文

《屈原列传》出自司马迁《史记》，是记载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诗人屈原生平的重要文献。文章记述了屈原辅佐楚怀王，主张修明法度、联齐抗秦，却因小人谗言而遭贬黜的坎坷经历。司马迁着重刻画了屈原在政治理想破灭后，创作《离骚》以明志的心路历程，赞颂其“正道直行”的品格与“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最终屈原自沉汨罗江的悲剧结局，不仅成为其个人命运的挽歌，更被升华为志士仁人坚守高洁的象征。该传开创了为文人立传的传统，使屈原的爱国精神与文学成就光耀千古。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屈原，名平，与楚国国君同属芈姓宗族。曾任楚怀王的左徒。他学识广博，记忆力强，通晓国家治乱的道理，并且擅长外交辞令。在朝内与楚王商议国政，拟定政令；对外则接待各国使节，应酬诸侯。楚怀王对他非常信任。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上官大夫与屈原爵位相同，想争得楚怀王的宠信，内心嫉妒屈原的才能。怀王让屈原制定国家法令，屈原起草的法令尚未完成。上官大夫见了就想强行夺走（据为己有），屈原不同意。于是上官大夫就在怀王面前进谗言说：“大王让屈原制定法令，众人没有不知道的。每颁布一条法令，屈原就炫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没有人能制定得出’。”怀王听后很生气，从此疏远了屈原。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屈原痛心于楚怀王听信谗言、不能明辨是非，让谄媚之言蒙蔽了双眼，让邪恶小人损害公道，使端方正直的君子不为朝廷所容，因此忧愁深思而写下了《离骚》。“离骚”，就是遭遇忧患的意思。上天是人类的始祖，父母是每个人的根本。人在处境困顿之时就会追念本源，所以当劳累、痛苦、疲倦到极点时，没有不呼告上天的；在疾病、痛苦、内心凄惨时，没有不呼唤父母的。屈原坚持正道，行为正直，竭尽忠心和智慧来侍奉他的君主，却遭到小人的离间，他的处境可以说是困顿到极点了。诚信而被猜疑，忠贞而遭诽谤，怎能没有怨恨呢？屈原创作《离骚》，正是由这种怨恨所激发的。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国风》多写爱情但不过分失度，《小雅》多有怨愤讥刺但不倡导叛乱。像《离骚》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兼有《国风》和《小雅》的特点。《离骚》中，往上追溯到帝喾，往下称述齐桓公，中间述及商汤、周武王，以此来讽刺当时的政事。它阐明了道德的广博崇高，国家治乱兴衰的因果关系，无不透彻明了。它的文字简练，言辞含蓄，志趣高洁，品行廉正。它描写的事物虽然细小，但旨意却极其宏大；列举的事例虽然浅近，但含义却十分深远。由于他志趣高洁，所以作品中多引用芳草香花作比喻；由于他行为廉正，所以至死也不为污浊的世道所容。他自动地远离污泥浊水，像蝉脱壳那样摆脱污秽，超脱于尘埃之外，不为世俗的污垢所玷辱，他是一位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的君子。推究他这种高洁的志趣，即使说能与日月争辉，也是可以的。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

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屈原已被罢免官职。后来，秦国准备攻打齐国，而齐国当时与楚国合纵亲善。秦惠王对此很是担忧，于是就派张仪假装离开秦国，带着丰厚的礼物献给楚国作为信物，表示愿意侍奉楚王，说：“秦国非常憎恨齐国，但齐国却与楚国合纵亲善。如果楚国真能与齐国断绝外交关系，秦国愿意献上商、於之间的六百里土地。”楚怀王贪图土地而相信了张仪，就与齐国断绝了关系，并派使者到秦国去接收土地。

张仪却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