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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赋心：汉赋抒情性的多维考察

一、汉赋抒情性的历史演进与文体分野

（一）西汉初期骚体赋：楚骚遗响与个人悲情的奠基

汉初，社会甫定，文化上延续着战国与秦末的余绪，而文学领域中，骚体赋作为连接楚辞与汉赋的桥梁，率先登上历史舞台。它深受楚辞“发愤以抒情”传统的浸润，彼时的士人，在新朝建立初期，面对政治格局的重塑与个人命运的起伏，内心涌动着复杂情感，这些情感在骚体赋中找到了宣泄口。

贾谊，这位汉初杰出的政论家与文学家，其《吊屈原赋》堪称汉初骚体赋的典范。当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途经湘江时，屈原的遭遇与自己的失意瞬间交织，借湘水凭吊屈原，实则抒发自身怀才不遇的愤懑。“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以强烈对比，将贤才被弃、小人得志的黑暗政治现实展露无遗，字里行间满是悲愤与无奈，那是个体在时代洪流中被裹挟、被误解的痛苦呼号。《鵩鸟赋》中，贾谊又借与鵩鸟的问答，探讨人生的祸福无常，“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在对生命的哲思中，潜藏着他对命运无法掌控的焦虑。

从形式上看，汉初骚体赋保留了楚辞标志性的“兮”字，它如同一根情感纽带，串联起句句饱含深情的辞藻，调节着音韵节奏，使抒情更加婉转低回。同时，句式上虽以楚辞的长短句为主，但四字句的运用逐渐增多，且有散文化倾向，这种变化是赋体演变的萌芽，展现出从诗骚的韵律美向汉赋铺陈叙事风格过渡的痕迹，为后续汉赋的发展奠定了抒情与形式变革的基础。

（二）西汉中期大赋：铺陈叙事中的豪情隐讽

到了西汉中期，国力强盛，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大一统格局已然形成，文化上也追求一种宏大、磅礴的气象，大赋应运而生并走向鼎盛。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无疑是这一时期的扛鼎之作，其以恢弘的气势、华丽的辞藻，构建起一个绚烂的帝国叙事。

在《子虚赋》中，子虚与乌有先生各自夸饰楚、齐两国的苑囿、田猎之盛，通过对山川、物产、游猎场景的细致铺陈，展现出地域的广阔与物产的丰饶，彰显出一种大国的自信与豪迈。而《上林赋》更是将这种铺陈发挥到极致，借亡是公之口，极写上林苑的壮丽：“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从地理方位到水流走向，从动物栖息到植物生长，全方位勾勒出一个囊括天地万物的皇家苑囿，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大汉帝国辽阔疆域和强大国力的赞美，这是汉代文人对所处时代的由衷歌颂，是一种将个人融入国家荣耀中的豪情抒发。

然而，在这看似纯粹的歌颂背后，大赋亦暗藏讽谏之意。赋末往往以天子的幡然悔悟、反思奢靡作结，如《上林赋》中天子“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馀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叶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这种“曲终奏雅”的方式，虽在庞大的铺陈叙事下显得微弱，但仍体现出汉代文人在歌颂盛世时的清醒，他们试图以文学的方式对帝王的行为进行规谏，在“劝百讽一”的结构中，微妙地平衡着歌颂与批判，展现出汉代士人在政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心态，既渴望依附皇权实现抱负，又希望以自身的道德与知识引导统治者走向正道。

（三）东汉中后期抒情小赋：个体心灵的诗性回归

东汉中后期，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激化，曾经盛极一时的大赋逐渐失去了生长的土壤，抒情小赋则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新潮流，以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等为代表，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

张衡的《归田赋》宛如一幅清新淡雅的田园画卷，“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在对仲春时节田园风光的细腻描绘中，张衡表达了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和对自由宁静田园生活的向往。他不再关注宏大的帝国叙事，而是将目光转向内心世界，追求精神上的超脱与自由，这种对个体情感和生活情趣的重视，标志着文学创作从外部世界向个体心灵的回归。

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则犹如一把犀利的匕首，直刺社会的黑暗与丑恶。“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竬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东汉末年政治的腐朽、社会的不公，对奸佞当道、正直之士被压抑的现象发出了愤怒的控诉，满纸都是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

这些抒情小赋在形式上摒弃了大赋的冗长铺排，篇幅短小精悍，语言简洁明快，且韵散结合更加自然灵活。它们摆脱了大赋为文造情的弊端，以真实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打动人心，实现了从“体物”到“抒怀”的根本性转变，开启了文人赋“缘情而作”的新篇章，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尤其是抒情文学的走向，提供了新的范式与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