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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传记

我出生于1990年春末的江南小城，父母都是中学教师。父亲教语文，母亲教数学，家中常年弥漫着墨香与粉笔灰混合的气息。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画面，是父亲在旧木书桌前批改作业，母亲在厨房熬着中药——她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药香与书香交织成我最初的嗅觉记忆。

六岁入读母亲任教的实验小学，因数学天赋初露锋芒。十岁参加全市奥数竞赛，以满分夺冠，获赠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开启了我对世界的探索欲，初中时已能熟背元素周期表，在化学课上纠正过老师的实验误差。十五岁考入省重点高中理科班，以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二等奖保送清华基科班。

大学时光是思维跃升的熔炉。在清华园，我首次接触到量子计算的前沿课题，常与导师彻夜讨论玻尔与爱因斯坦的世纪之辩。研究生阶段赴斯坦福交换，在硅谷实验室目睹第一台量子计算机原型机运转，那一刻的震撼至今难忘——屏幕上跳动的量子比特，仿佛打开了通往未来的密码。

三十岁那年，我婉拒了华尔街量投公司的橄榄枝，选择回国组建量子计算实验室。这个决定源于童年时父亲书桌前的一句话：“真正的学者，当为天下开太平。”如今实验室已突破量子纠错技术瓶颈，相关论文登上《自然》封面。

生活层面，我始终保持着江南人的烟火气。书房挂着母亲的刺绣《寒梅图》，茶柜里存着父亲手制的碧螺春。每周必去菜市场挑选食材，认为“人间至味是清欢”。去年冬天，在西湖边偶遇当年奥数竞赛的对手，如今他已是中科院的院士。两个中年人相视一笑，在断桥边合诵起苏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

传记写至此，忽觉人生如量子态——既在既定轨道运行，又因测不准原理充满未知。若说前半生有何遗憾，或许是从未真正学会父亲书房里的那幅《寒梅图》——不是技法，而是寒梅傲雪的坚韧与从容。这或许正是下半生要修习的课题：在量子计算与人文精神的双螺旋中，寻找科技与人文的共振频率。

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恰如我二十岁时在清华园写的诗：“计算星辰者，终被星辰计算；丈量宇宙者，终被宇宙丈量。”此刻方悟，传记从不是过去的记录，而是向未来的邀约——在量子与人文的交界处，继续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