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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订立合同

假借订立合同，在法律实践中常被称为“恶意谈判”，是指行为人根本没有与对方订立合同的真实意图，却以磋商为幌子，旨在损害对方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的典型形态，其本质是通过虚假的意思表示干扰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构成此类行为需满足三个核心要件：一是以订立合同为名义启动磋商；二是主观上存在损害他人利益的恶意；三是实际造成对方当事人的经济损失。从法律属性来看，该行为发生在合同订立阶段，不同于合同成立后的违约行为，其侵犯的是当事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信赖利益，因此需通过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进行规制。

在商业实践中，假借订立合同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最常见的是恶意磋商型，即一方为阻止竞争对手交易而进行虚假谈判。例如，某餐饮企业为阻止原店主将店铺转让给竞争对手，假意提出更高报价进行谈判，拖延数月后突然终止磋商，导致原店主错失交易时机，最终只能低价转让。此类行为的核心在于通过无诚意的谈判消耗对方的交易机会成本。其次是信息欺诈型，表现为故意隐瞒关键事实或提供虚假信息误导对方。在一起设备采购案中，供应商明知自身产能不足，仍谎称可按期交付，诱使采购方拒绝其他报价，待对方终止与第三方的谈判后，又以“原料涨价”为由要求提价，实质是以欺诈手段获取不当谈判优势。此外，还存在恶意利用保密信息的情形，即一方在磋商过程中获取对方商业秘密后，故意终止谈判并将信息用于自身经营，或泄露给竞争对手。例如，某科技公司通过虚假合作谈判获取竞品技术参数后，迅速推出相似产品抢占市场，这种“以谈判为名，行窃密之实”的行为已成为知识产权侵权的新变种。

房地产领域是假借订立合同行为的高发区，典型表现为“借名交易”引发的合同效力纠纷。近期北京某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当事人为规避学区房政策，通过签订虚假房屋买卖合同实现过户，合同中约定的170万元购房款实际并未支付。法院最终认定该合同因“虚假意思表示”自始无效，房产恢复至原权利人名下。此类案件的共同点在于，当事人通过表面合法的合同形式掩盖真实目的，不仅扰乱了不动产登记秩序，还可能损害第三人（如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在融资领域，则出现了更复杂的“虚假优先权”情形。浙江某酒店企业在强制执行阶段，通过伪造1.5亿元装修合同，试图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截和”拍卖款。经查，该合同中的工程结算书、付款凭证均系伪造，行为人最终因虚假诉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这种利用法律程序漏洞进行的恶意磋商，已从民事侵权升级为刑事犯罪。

从法律后果来看，假借订立合同行为需承担三重责任体系。首先是民事赔偿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涵盖为谈判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差旅费、律师费、样品制作费等；间接损失则包括因丧失交易机会产生的可得利益损失，如前述餐饮店铺转让案中的差价损失。其次是行政处罚风险，市场监管部门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恶意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其参与政府采购等商业活动。最后是刑事责任，当行为涉及伪造证据、虚假诉讼时，可能构成虚假诉讼罪或诈骗罪。如在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当事人通过伪造公章、编造债务关系等方式骗取法院调解书，已触犯刑法关于虚假诉讼罪的规定，将面临刑事处罚。

防范假借订立合同的风险，需要构建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救济的全链条机制。在磋商启动阶段，当事人应注重审查对方的缔约能力与交易诚意。可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对方工商登记信息，要求提供过往交易案例或银行资信证明，避免与“空壳公司”或有失信记录的主体进行重大交易。在谈判过程中，关键信息的披露应建立在保密协议基础上，明确约定商业秘密的范围、使用限制及违约责任。例如，技术合作谈判中，可分阶段披露信息，在核心技术参数交换前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密文件。对于重大交易，建议设置“诚意金”条款，约定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终止谈判时，应承担相应比例的资金损失，以此过滤无诚意的磋商方。

证据留存是防范风险的核心环节。当事人应养成“书面化”沟通习惯，对谈判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进行记录。采用邮件、即时通讯工具等可追溯的方式进行沟通，明确记载磋商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员及主要内容。涉及款项支付时，务必通过银行转账并备注用途，避免现金交易。在房地产等不动产交易中，可要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或在合同中设置“冷静期”条款，给予双方必要的审慎评估时间。当发现对方存在异常行为时，如频繁变更合同核心条款、拖延签约时间、拒绝提供必要文件等，应及时中止谈判并固定相关证据，必要时咨询专业律师评估风险。

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假借订立合同行为的认定，主要依据“合理信赖”标准。即判断受损方是否基于对方的磋商行为产生了合理的信赖利益。例如，在技术转让谈判中，若一方已根据对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