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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枪炮与玫瑰

曾剑

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黄昏,霞光如锦,倒映在鸭绿江水面,随着光影的移动,一点点被岸吞噬。玫瑰色的光淡了,远了。夜幕袭来,清澈明净的江水,被暮色一点点浸染。天渐暗,唯有那条手掌宽的白色国境线,横在浮桥中央,清晰可见。

宋春来在举步跨越国境线的那一刻,猛回头,望一眼就要离别的祖国。暮色迷茫,他的心也是迷茫的。他不知道这一别,还能否踏上归途。

宋春来是某军文工团一名副排职军官,十七岁,已和杨秋花一起跟随文工团征战一年有余。宋春来想多看一眼祖国,后面的人挤上来。他回过头,眼前是朝鲜的土地。

过了江,上岸,进入一片松树林,天更暗,步子慢下来。行不多时,团长陈聚旗喊:“停止前进,搭帐篷!”其实并没有帐篷,只是在林子里选块平地,展开篷布,四角扯在树上,遮挡露水。军先头作战部队已过,所以大伙并不担心敌人的枪炮,倒头就睡。

清晨醒来,曙光初露。原野上,雾似青烟,泥土的气味潮冷。宋春来起身,向外眺望,看见鸭绿江蜿蜒前伸。河床上白色的砂石在霞光里明亮起来,渐渐放着光。江畔都是人,都是鲜活的生命。牛车在江边的土道上吱嘎吱嘎,缓缓而行。赶牛的老人甩着鞭,吆喝着,声音悠扬,漫不经心。女人有的在江水边洗衣,唱着歌;有的穿着长袍,头顶水罐,来回奔走。老太婆在墙角做着祈祷。她们念叨着,祈祷死神不要光顾这里,可战争会因为她们的祈祷而远离这里吗?

这可怕的寂静,使宋春来内心深处涌现出一丝恐惧。虽说他早就是一名革命军人了,可这一年多来,除了在四野中南部队艺术学校学习唱歌跳舞,就是跟在作战部队屁股后面跑。现在,他才真正有一种踏上疆场的感觉。山里的空气清新,却令人压抑,宋春来内心深处,那不易觉察、不敢面对、不愿承认的一丝恐惧,被他的一个深呼吸压了下去。不久,他听到了枪声炮声,不是幻觉,不是耳鸣,战争真的打响了。尽管枪声炮声离文工团很远,是军步兵师在十几千米外打响的,但那里的战火映红了天空。宋春来凝望远方,听着枪声炮声。这激越的声响,竟然把心中那强压下去的一丝恐惧击得粉碎,取而代之的是热血沸腾,他恨不得上去放几枪。他不是好战分子,他相信,没有人真正愿意打仗,就是被称为“好战分子”的军长楚天明,也不是真的好战,只是被逼到那条路上。

三天后,文工团的“采风”活动被批准,文工团员欢呼雀跃,打点行装出发。

文工团去的是一营。一营构筑的坑道里,淡淡的烛光,在微风中摇曳。坑道里贴着标语:“欢迎文工团的兄弟姐妹!”“绝不让文工团员伤一根毫毛!”文工团员看着这标语,心里暖烘烘的。杨秋花鼻子一酸,眼泪就要往下落。她陡地明白:这些可爱的兄弟们,说文工团只会添乱,不是不欢迎文工团,是不忍心文工团员到这残酷的地界。杨秋花伸手理了理她那被风吹得凌乱的头发,挺起胸膛。她要为兄弟们尽情歌舞。

战争激烈,战斗部队伤亡陡增。文工团编入临时医疗队,没时间演节目。面对一个接一个被抬到眼前的伤员,杨秋花有些不知所措。防空洞不够用,没有帐篷,在夜风夜露中,病号会得伤寒。陈聚旗命令宋春来:“去找几间民房!”

他们终于找到了几间民房。男队员不断地把伤员抬进来,女队员配合军医护理。这年雪来得早,白雪一夜之间,覆盖了大地。战士们穿着薄薄的棉衣,没有防寒鞋,只穿着高腰胶鞋。

杨秋花从没见过这么多冻伤的战士。面对这些冻伤,她几乎没有办法。她不想把他们转入后方,转入后方,他们的腿就得锯掉。她命令女队员们把这些伤兵的鞋脱下来,用雪给他们擦脚,然后浸入冰水、雪水里。可是,往往刚把这个人的脚放进去,另一个人又被抬进来。桶不够用,脸盆不够用,人手也不够用。让一只冻伤的脚缓过来得五六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也不够用。杨秋花解开衣襟,抱起一只脚塞进自己怀里。别的女队员也学着她的样子,怀抱一只脚。野战医院的院长看见杨秋花这么对待冻伤的战士,吼道:“你这样让他们等着,会要了他们的命,赶紧送往后方。”杨秋花说:“到了后方,他们的腿就得锯掉!”“腿重要还是命重要?”院长吼道。杨秋花哭了,说:“他们年纪轻轻,不能没有腿。”院长再也忍不住了,大发雷霆:“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你干不了就走开,不要在这里添乱!”杨秋花不再吱声。杨秋花想,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院长的错。

战争来得这么快,这么猛,这么惨烈,是杨秋花没有预想到的。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腹部淌着鲜血,床铺被他的屁股压得陷下去的地方形成一汪血泊。他的父亲母亲要是看见了,心里该有多难过,他们肯定也不想活了。杨秋花这么想着,那泪便顺着面颊流了下来。

男孩死了,他还是个孩子,可是,他死了。他在闭上眼的那一刻,居然冲杨秋花笑了,小声地说:“同志,你长得像我姐,真好看。”杨秋花再也控制不住,号啕大哭。

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部队完成了阻击任务,奉命转移。血染的军装在初冬的阳光里,灰黑油亮。衬衣没有换,头发没有洗,身子别说洗,抹擦一下都没能够。人行在路上,虱子行在人身上。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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