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第六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读书笔记.docxVIP

《儒林外史》第六回乡绅发病闹船家寡妇含冤控大伯

读书笔记

——以严贡生的“恶之升级”，撕开科举士绅的特权毒瘤

一、章节定位：从“家族内斗”到“制度纵容”，批判直指特权本质

第六回是《儒林外史》批判叙事的“深化章”——它延续第五回严氏兄弟的家族矛盾，却突破“家庭闹剧”的局限，通过“严贡生闹船家”与“赵氏控大伯”两大核心事件，将批判矛头直指科举制度赋予士绅的“特权毒瘤”。这一回的核心价值，在于揭示：科举功名不仅是士绅欺压百姓的“护身符”，更是制度纵容恶势力的“通行证”——严贡生借“贡生”身份巧取豪夺、颠倒黑白，即便赵氏告官，也因制度对士绅的庇护而难伸冤，彻底暴露了科举社会“法律向特权倾斜”的荒诞本质。

从全书叙事脉络看，第六回具有三重关键作用：其一，完成严贡生“恶绅形象”的终极塑造——第五回他作恶后逃遁，第六回则主动挑衅（闹船家）、公然夺产（抢二房家业），从“被动避祸”变为“主动作恶”，成为全书最典型的“科举恶绅”代表；其二，通过“赵氏告状”的情节，展现科举制度下“司法不公”的现状——赵氏虽占理，却因无士绅身份，连族长、舅爷都不敢为其做主，暴露了“法律为士绅服务”的本质；其三，以“严贡生赴省告状”收尾，为后文“科举特权跨地域作恶”埋下伏笔，暗示士绅阶层可凭借功名在更大范围内滥用特权，让批判从“地方恶绅”延伸至“制度性腐败”。

此外，第六回还通过“严贡生嫁子摆排场”“船家畏惧乡绅”等细节，进一步强化了“功名即特权”的认知——士绅的一言一行都因功名而被特殊对待，百姓则只能忍气吞声，这种“身份决定待遇”的规则，正是科举制度培育的畸形社会生态。

二、人物形象：严贡生与赵氏的“善恶对立”，凸显特权碾压弱势

第六回的人物围绕“严贡生夺产”与“赵氏维权”展开，形成鲜明的“善恶对立”：严贡生是“特权加持的恶绅”，赵氏是“无依无靠的弱妇”，王德、王仁则是“趋炎附势的帮凶”，三类人物共同构成科举社会“特权碾压弱势”的完整图景。

（一）严贡生：科举特权滋养的“恶之极致”，贪婪、虚伪与蛮横的化身

严贡生在第六回的“恶”较第五回更主动、更无耻，他不再满足于欺压乡邻，而是将魔爪伸向家族内部，借功名特权公然抢夺二房家业，其形象可拆解为“蛮横的特权者”“虚伪的表演者”与“贪婪的掠夺者”。

1.蛮横的特权者：以功名压人，视法律为无物

严贡生的蛮横在“闹船家”情节中达到顶峰：他故意将云片糕当作“名贵药材”，待船家吃后反咬一口，谎称“药是费几百两银子合的，含人参、黄连”，威胁“送汤老爷衙里打几十板子”。即便船家磕头求饶，他仍“恼得暴躁如雷”，最终虽未深究，却也借此赖掉喜钱、酒钱，尽显“仗势欺人”的本色。这种蛮横的底气，正是来自“贡生”身份——他深知，在科举社会，士绅告百姓“十告九赢”，即便诬告，百姓也不敢反抗。

2.虚伪的表演者：借礼教之名，行夺产之实

严贡生的虚伪体现在“立嗣夺产”的全过程：他表面说“替二房立嗣”，实则是想将自己的儿子过继，吞并二房十万家产；他要求赵氏“搬群屋，让正屋”，美其名曰“乡绅人家讲大礼”，实则是想将赵氏从二房赶走；面对赵氏的哭诉，他反骂“泼妇小家子出身”，甚至威胁“揪着头发臭打一顿，叫媒人领出发嫁”，将“礼教”彻底沦为“夺产工具”。更讽刺的是，他还假惺惺地说“二房无子，该立嗣”，却绝口不提赵氏已扶正的事实，暴露了“只讲利于自己的礼教”的虚伪本质。

3.贪婪的掠夺者：跨地域作恶，无孔不入

严贡生的贪婪不仅限于高要县，更延伸至省城：他在省城借“周学道举优行、考出贡”的名义，攀附张静斋、周家，不仅为儿子谋亲事，还借“巢县正堂”的金字牌摆排场，彰显特权；回到高要后，他一边闹船家赖账，一边抢二房家业，甚至计划“赴省、赴京告状”，企图借助更高层级的科举关系（如周学道）继续作恶。这种“跨地域、无孔不入”的贪婪，证明科举功名已成为他“掠夺财富的通行证”，可在更大范围内滥用特权。

（二）赵氏：科举社会的“弱势缩影”，有理难伸的可怜人

赵氏是第六回的“悲剧核心”，她虽为严监生扶正的妻子，却因无士绅身份，在严贡生的特权碾压下沦为“待宰羔羊”，其形象核心是“无助的维权者”与“制度的牺牲品”。

1.无助的维权者：空有道理，无有靠山

赵氏的“理”很明确：她是严监生扶正的妻子，有权决定立嗣人选；二房家业是严监生留下的，应由她掌管。但在“特权面前”，她的道理毫无分量：族长严振先“最怕严大老官”，只敢说“以亲房为主”；舅爷王德、王仁“像泥塑木雕一般，不置可否”，甚至以“身在黉宫，片纸不入公门”为由拒绝列名写覆呈；连自家兄弟赵老二、赵老汉，也因怕得罪严贡生而不敢说话。她唯一的希望是告官，却只得到汤知县“听赵氏自行拣择”的模糊批语，严贡生再往上告，她便陷入“叫天不应”的绝境。

2.制度的牺牲品：身份决定命运，弱势无话